蒋所允许的国民党的“时代化”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呢？概括言之，既不是仿西方的民主国家政党，也不是“以个人自由的民主主义为中心”的政党，而是“中国”的“时代化”。就是在“中国（台湾）这个圈子里“时代化”。再进一步说，就是在国家民族精神文化的主宰下，在“自己立国主义”的主宰下，执行人民大众所需要的政策和原则，以满足民众在该时代的愿望。并以“有我无敌，死中求生”的精神，领导今天的时代，开创明天的时代。而要完成“时代化”，蒋认为“必须要有一个革命民主的政党”。

　　为什么呢？蒋认为：“因为民主而不革命，断不足以适应这个大时代的变局；革命而不民主，乃是违反了人性与时代，丧失了革命的目的”，由此可知，革命民主，简言之，其革命乃为民主而革命，其民主乃为革命而奋斗；也可以说是以民主的精神，行革命的手段，所以我们坚持‘有组织的民主，有纪律的自由’”。接下去，蒋又说，自其来台对党进行改造以来，党的“民主本质”，已形成三民主义的主流。

　　“我们的党，既是一个革命民主政党，所以不但有其民主政党的民主本质，更有其革命政党的基本精神。这就是说，……本党自改造以来，就充分发挥了这种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的民主本质，形成三民主义的主流。”

　　他又称国民党已进入“伦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时代”。

　　最后他总结说：“我们在民主的本质上要扩大其时代化政党的民主功能；在革命的精神上，要发挥其时代化政党的战斗力量。”

　　因此，中国国民党自到台湾以后，不但所代表的对象有所变化，其本身的民主功能也有所增加。这是蒋介石自逃台后，思想的一个转变。他尽管未能实行民主，对他本人和国民党也绝不许批评和反对，仍以封建专制主义为其核心，但此外的“党内民主”程序则有所建设；对于言论，也给予了除中山先生和他本人与党禁区之外的自由。甚至于对《自由中国》督促政府宣传民主、自由的宗旨也表示不反对，对其批评军中设政治部，反对蒋氏连选连任，也给予了暂时的容忍。但当《自由中国》在他当选后，仍是穷追不舍，“大干蒋氏尊严”后，他就断然逮捕雷振等人，并判雷氏十年徒刑，一天不少。蒋仍然是一个君主，而且是凌驾于宪法之上的、个人独裁的绝对君主。

　　反攻大陆

　　1964年12月20日至22日间，蒋又对金门澎湖官兵发表《毋忘在莒运动的意义和启示》讲话，发起“毋忘在莒”运动，以激励其部下励精图治，跟着他振发反攻大陆的幻想。他在讲话中介绍了田单恢复齐国的长期计划六条和启示七条。

　　田单六条：“第一是采取持久消耗战略，以时间改变战力的劣势。第二是以心理战、情报战配合谋略战，以削弱燕军的斗志，并迫使燕军自乱步骤。第三是号召齐国各地志士，在敌后破坏燕军的行动和补给。第四是与莒城互为犄角，对包围两城的燕军形成外线作战的优势。第五是以战略上的攻击和战术上的防御，奇正互用，准备对敌奇袭。第六是编练士民，补充兵力，在战局转趋稳定以后，即行反攻，号召忠义，光复全齐。”

　　蒋从而得到启示：

　　“第一，就是坚韧不拔的精神”——官兵有必死决心。“第二，就是团结奋斗的精神”——军民团结。“第三，就是研究发展的精神”——政治战、谋略战、情报战和武力战虚实、奇正的极致。“第四，就是以寡击众的精神。”“第五，就是主动攻击的精神”——易被动为主动，易防御为攻击。“第六，就是防谍欺敌的精神”——诱敌方犯政治、军事错误，或借以激发本地军民的同仇敌忾之心。“第七，就是军民合作的精神”——接受大陆失去民心的教训，特别加强军队与人民的关系，达到军民一体，共同作战。

　　为此，蒋专门于1964年发起“毋忘在莒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有四个：

　　“自军中而言，毋忘在莒运动，也就是以军作家的再开展”。

　　“自社会而言，……也就是革新、动员、战斗的再扩大”。

　　“自青年而言，……也就是青年自觉的再号召”。

　　“自党而言，……也就是党的战斗体的新生”。

　　其总目的，“都是为了反攻复国胜利”。他说：“只要我们人人效法田单，念念勿忘在莒，就更将使雪耻复国的光辉史页，在我们的手里完成！”

　　蒋总是好古人古事作为师法，从不拿当时人做学习的楷模。此效法田单的复国精神，当然是欲恢复其封建王朝的自道或自白。他亦以此精神，“励精图治”，发展台省经济。

　　关于大陆的“文化大革命”，蒋也有一些评论。他认为：“文革”是毁掉原有的党组织，“重建毛家党”。而1969年的九大，是为此作准备。他认为九大以前是第一阶段的斗争，是未曾料到的；九大是“第二阶段夺权斗争的开始”。这一阶段的斗争，将是军事、政治、社会、新旧派之间的“内战总爆发”。当然这种估计是完全错了。蒋还认为，毛要抓住军队（主要是林彪为首的四方面军），并以军领党，以军领政。江青帮和林彪的军方，据蒋说，也有矛盾。就“九大”主席团名额看，他认为“主席团的主要控制力，仍然在‘文革小组’的手里”，因前排就座的二十二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