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才见报纸。吴国桢见台湾不予刊登，忍无可忍，于同一天向台北发难，于美国公开发表政见三条：

　　（一）除非台湾在现行政治区内实行民主，才能得到台湾人民和海外侨胞的全力支持，否则，难以争取到自由国家和美国的支持与同情。

　　（二）目前台湾的“政府”过于专权，实行一党统治。

　　（三）台湾的政治部，像苏联的克格勃。

　　如果蒋早几天发出这个启事，吴便不会发难。因为发难的一日，台湾虽已登出，但吴不可能看到。故形成启事见报和吴的发难于同一天发生的巧合。这个声明一发表，美国各报纷纷刊载。台湾报纸则只字不提。至2月26日，由吴的南开同学张道藩首先应战。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对吴列出十三条罪状。并指责吴氏“危害国家”，行同“反动”。各报章均予全文发表。《自由中国》则发表了一篇批评张道藩的文章。该文特别指出张的文章是违反基本的民主政治原则的：

　　“我们细读这篇文字，又不得不为张院长惋惜。为什么呢？我想，凡是懂得‘民主不仅是指政治体制，同时也包括生活方式，更重要的还包括心理状态’的人，读到张院长这篇质询词，一定感觉到一股非民主的气氛洋溢在字里行间。尤其是被张院长使用的‘危害国家’、‘反动’等字眼，实在有点刺目。就我们所习知的，在民主国家中，对政府的批评指责，乃至于攻击，不仅是常有的事，而且是必有的事。但民主的政府从未以‘反动’的帽子，加在批评者、指责者或攻击者的头上。至于人民代表机关的主席，更不会骂他们为‘反动’。而且政府不等于国家。批评政府的言’论，——也止于言论，更说不上是‘危害国家’。……民主的政治技术，压根儿没有这一套。”

　　按照民主法制，吴国桢是政见问题，是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这在欧美当然是正常的政治生活，但在“中华民国”的台湾，却构成了“犯罪”，而且为世俗舆论所不容，也是自然之理。蒋介石最后于1954年3月17日给吴作了如下的判罪结论：

　　“据行政院呈：‘本院政务委员吴国桢于去年5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2月以竟连续撒播荒诞谣诼，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共复国大计，拟请予以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监核，明令示遵，等等。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要职责者达二十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诬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此令。”

　　从本令看，主要罪状是“危害国家”，就是说蒋即国家，蒋的政府亦即国家，是不许批评的，更不许攻击。此足见蒋的政治原则，自与其在大陆当权时并无本质不同，仍是个人独裁制。而至于吴的儿子也在台湾受到社会和学校同学的冷嘲热讽和咒骂，为社会所不容，这更证明台湾此时仍完全没有真正民主风气。他蒋氏所标榜的民主、自由或自由世界，完全是在他允许下的“民主”与“自由”。

　　随后，吴又写《上总统书》。其中点名批评蒋经国“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恢复之前，不必重返台湾”。又批评蒋介石：

　　“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这是只有胡汉民、孙科、李宗仁才敢于批评的话，而吴氏则是第四名敢于批评蒋氏的民主人物。这个批评入骨三分，最中要害。

　　对于这件事，胡适也反对蒋介石的作法。他在返美前夕说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吴的批评政府，对台湾当局是有好处的。他说：“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批评政府，或许对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末我们就不应该因系出自吴国桢之口，便拒绝加以考虑。……假使那封信讨论到几项根本问题，其所发生的结果，竟能使实行改革成为必须，那岂不是说对于国家倒反有了益处吗？”

　　这也说明台湾始终存在民主思想与蒋介石专制独裁制的斗争。吴国桢、胡适等当为其代表人物。

　　此事件之后，台湾的“立法院”通过对吴国桢的“引渡法”，当然未能“引渡”成功。接着，蒋经国辞总政职务，转任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成为秘密警察的实际指挥者。

　　1955年1月至2月，一江山和大陈岛相继被解放，再也无人相信反攻大陆的神话了。蒋接着就对内部进一步清洗，继续为儿子经国开道。这时只有孙立人桀傲不驯，又有才华、能力和资历，足以和蒋经国抗衡。于是就寻找缝隙和机会挤掉孙立人。不久就发生了孙立人“兵变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