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文中又说军中无党部是大陆失败的基本原因，故而军中设党部“是革命事实需要”。

　　至于西方国家军中无党部，是自有其传统，而中国国民党的军队中，则是有70％以上的兵是国民党党员，怎么能取消军中的国民党党部呢？如果不设党部，军队就会瓦解等等。

　　对于胡适的祝寿文章，小册子更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说批评领袖就是反革命分子。文云：“某刊物批评总裁个人，阴谋毒辣！因为国民革命历史证明，领袖与群众为决定革命事业成败的基本条件。广大革命群众如果一心一德，坚决服从大智、大仁、大勇的革命领袖的领导，则革命事业必获进展与成功；反之必然遭遇到重大挫折与失败。阴狠毒辣的反革命集团，对此深深了解，所以他们破坏革命事业的一贯策略，就是攻击革命领袖，分化群众对领袖的信仰。”

　　这表明蒋氏或者蒋经国，是不能批评的，如果批评，就是阴谋毒辣的反革命集团，就是破坏领袖对革命的领导。因为革命要成功，广大群众就必须一心一德地服从领袖。这当是与民主主义的政治完全不相容的。蒋对孙中山就不是绝对服从，而是既有不服从调动，也有抗命和批评，而孙中山都能予以理解和谅解，并十分信任他。而他却反过来，既不许不服从，也不许批评，俨然是一个皇帝。总之，在对胡适的严厉的反唇相讥中，完全暴露了蒋氏在台的独裁和专断。

　　接下去，小册子又把这种“攻击”和中共相联系，怀疑胡适等背后有中共指使，更是荒唐到极点。民主人士要说上点民主的话，就诬指为和敌对政党有联系，以镇压之，这和民主政治实相去十万八千里。确系赵高指鹿为马的老把戏。有人把蒋氏的此种作法又称之“狼来了”的歇斯底里。

　　不过，蒋氏总还忍耐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容《自由中国》发表己见，在封建主义控制下的政坛上，也是难能的了。

　　对蒋氏的这种违反民主政治的专断，美国人最是看不惯的，圣路易城的《邮讯报》于9月9日发表了专门评论，其中关于《自由中国》和“叛乱”的关系问题有如下明白的态度：

　　“叛乱的定义是‘意图叛乱，却因公开的行动而无法达之行为’；显然的，在中华民国反对蒋总统就是叛乱。雷先生的《自由中国》杂志，据说曾刊载过那些讨厌的看法。例如，蒋总统的政府太弱，无法光复大陆；党化蒋总统的军队；美国应该监督其对台湾美援的处置，以保障人权。这些意见听起来都不像叛乱，美国政治人物在总统竞选中要说比这些更坏得多的事物。”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傅尔布莱德亦为之气愤，他说：“也许他（雷震）是一个恶棍，但看样子，却像是清算反对党。”

《纽约时报》也发表文章，指出雷震的“真正罪名，非常简单，他打算领导一个对抗国民党的真正反对党”。并说：“自由中国在哪里呢？它自然不在大陆，但也没有在台湾。”

　　在美国，总统可以自由竞选，而蒋却一再连任，毫无限制。美国反对党反对政府现行政策，竞选时或平常里均可以自由地批评并受宪法保护。对蒋的这种作法，美国人当然看不惯，甚至是气愤的，这就是“中华民国”和西方、和美国的最大不同。

　　因此，蒋对国际人士谎说：“已有匪谍在幕后活动”，而不敢说扣押雷震是因为反对他本人。这种说谎本身，就是理亏的遮羞手法，他或者也感到难为情。

　　费正清教授也于1960年10月27日在麻州提出强烈抗议。他说：“台北这些高压的‘警察的行动’……是对于大多数有现代头脑的中国人的一种冒犯，和对于友好的美国人民的一种侮辱，这已由普遍的美国新闻评论明白地显示了出来。”

　　香港新闻界更是对蒋介石的如此镇压手段，大力抨击和挖苦。《星岛日报》载文指责蒋氏的作法一如清末之倒行逆施。该文说：“天祸中国，六十年风水‘返转头’，庚子年来了，又像六十年前一样，……当年是清朝的末代，措施每多倒逆，戊戌政变，捕杀六君子等，都是末代王朝的衰象。现在正要号召‘中兴’，岂可重蹈六十年前的覆辙？但是不祥的事接二连三地来：拘捕政治活动者；拘捕出版人；大兴文字狱。可怖之事孰过于此……”。《工商日报》转载《德臣西报》社论云：“蒋氏统治台湾一天，……不幸的雷震，将会像……张学良一样，不能希望可以获得宽大待遇，……国民党如容许这些措置，应该抹去自己的暴拙饰词，不要把所据的中国小块土地冠以‘自由’两字了。”

　　但蒋不管国际舆论，也不理联合国人权保障委员会的减免雷氏刑期三分之一的要求，将雷震执刑十年，一天不少。

　　此外，《时与潮》也因“政治问题”以及自励诗，停刊一年。殷海光亦因是《自由中国》主要人物和有关政论文字，备受迫害，终于含恨而死；其他如李敖，也因激烈批评国民党子1971年3月被捕入狱，次年被判徒刑十年。一时间，台湾岛上一片安静，只有“蒋总统万岁”的声浪起伏了。如果蒋氏在台实行民主政治，则台省的经济、文化发展，当取得更大成就，真正成为均富之区。

　　在1958年8月23日海峡两岸炮战前夕，蒋整夜研究金门防务，至午夜三点钟时，肚子饿了，又无东西吃，便叫厨子做鸡蛋饭吃。宋美龄对生活的料理，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