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担任总统，结果因副总统的竞选问题，弄得党内意见分歧，离心离德，对外对内，都受到很大影响。现在我摆脱了国家行政元首的地位，今后可以总裁身份就重大政策问题表达意见，反而要好得多。」

不堪回首故国月——大陆沦陷省

陈立夫[6]

共党之不守信

共党和本党谈判合作，就我所知，多是不守信的，在民国二十五年周恩来及第三国际代表潘汉年和我们洽商和平事，协定发表共同抗日宣言，表示全民一致，其内容包括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等四原则。殊料抗日战争开始，为时不及半年，共党就秘密令其所属对外宣布「共赴国难一致抗日宣言」，所谓四原则是一项幌子，实际是壮大自己，其策略是：「联络上层，夺取下层，打击中层」，举例来说，在上层则和我们军事长官联络，在下层则设法拖走我们的军队，背叛他们的直属长官。

我获悉这一阴谋后，便将此密件面报蒋委员长，他看了后认为这情报是不可靠的，且以为是离间国共合作关係的文件，并问告密的人是谁？我不得不将此人的姓名告知蒋委员长，蒋委员长竟怀疑此密件是伪造的，嗣后竟把告密者东北同志拘禁起来。

陈立夫

在此事件发生不久，我军退至汉口，阎锡山先生自山西飞来汉口向蒋委员长报告军情并顺便拜访我，我即告以共党密谋「壮大自己」的上述阴谋，他听了也不大相信，但岂料返回山西不久，他就发现有好几团的军队被共党「挖」走了（按：即着名的山西「新军」投共事件。但陈说数量有误，投效中共反政府武装的山西「新军」数量不止「好几团」），事后，阎向人谈及此事件时，曾表示悔恨当时未接纳陈立夫先生的忠告，致未事先防範，造成军队的损失，至此，他才认清了共党的真面目。那时共党从陕西渡黄河到山西，由于地缘关係，军队常有往来，并因共军也高喊抗日，便不疑有其他，不料却因此丧失不少军队。

后来，蒋委员长识破共党真相后，经我建议，乃把当初提供上述密件的东北同志予以开释，由此可知以蒋委员长之明智尚有判断错误之时，可见共党之虚伪狠毒实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重庆时毛泽东来访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抵重庆，由吴文官长鼎昌为蒋委员长去电邀其来的，此事关係甚大，未付中央常会讨论，遽尔去电，似乎疏忽。毛来后，除谒见蒋公外，并拜访党政重要有关人员，我亦被拜访之一人，毛来敝寓高庐相晤，我之会客室一墙角，曾被日机投弹炸坏，尚未修竣，且会客室坐椅均陈旧破烂，有所不恭，寒暄后，我坦直告以我何以反共，毛颇为惊奇，盖他人对其来渝，均十分客气，唯我则例外也。

我曰：「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乃集世界各种主义之所长，而又合乎我国文化道统之精神，经其融会创造而成者，故对外可以多方面因应，对内足以增长自信而自立自强，不依赖任何帝国主义，而自成一独立思想体系，以增强次殖民地之中国之自信与共信最为适当；而共产主义来自侵略吾国之苏联帝国主义者，须知文化思想之侵略，较之任何其他种种侵略为最危险，不可不慎也。其实此种思想，在我国二千四百余年前之战国时代，已早有之，许行、陈相之徒，信仰之，而孟子则以劳心与劳力同为重要，分工而已，告之，而视之为异端而攻其妄。毛先生如读过四书，当能记忆及之，中国人民，已受三民主义之赐，获得了自由平等之幸福，国家已列为五强之一，不平等条约除苏联外，均已取消，绝不会再愿意去做苏俄的顺民，所以我敢断言，共产主义，绝不容于中国人民，而终被埋葬，而且中国历史之外患，大都来自北方，北极白熊兇狠残暴，不容轻视，不好玩的，为避免中国成为国际列强之战场，只有大家信仰三民主义才对，所以我根本反对共产主义。」

毛曰：「共产主义之实行，为时尚远，故我现在谈新民主主义。」我曰：「先生之新民主主义我已拜读，并不胜于中山先生之民权主义。」双方话不投机，至此而别。不料不久我政府退出大陆，毛竟得意忘形，一意孤行，立即实行共产主义，苏俄惧其长大，诱其侵韩，使之战美，以削弱其国力，当时双方约定，中国出人力，苏俄出经费，及韩战结束，苏俄竟食言不肯出钱，毛始知上当而觉醒，于是转而反苏，双方陈大军于数千里之边境，如临大敌。联苏之结果，苏俄所佔我国之广大土地，寸土未归还，不平等条约，亦未取消，较之民国十二年，中山先生与苏俄之越飞将军之共同宣言，究竟出诸于大政治家之手笔，联俄而丝毫不失立场，相去何啻天壤。

军事财政外交之失误

日本人投降时，总裁派何应钦将军去受降，我特地去看何将军，我建议他要求日本人的军队，帮我们防守两条路，由南京、浦口到天津，与由汉口至北平之津浦与平汉两条铁路，使日本军队帮我们防守这两条铁路沿线地区，我们的军队就可开往北方去，因为我们的军队都在西南，西北一带。但何将军忽略了我的建议，致使我们的军队须经上海，由海道运往天津、北平，白白浪费许多时间和人力、物力，予中共以调度机会，这是很可惜的事。

后来我们犯了一项很大的错误，就是日本投降后，所有在日本军队后面打游击的部队，我们没有收容过来。当时这些在北方、在东北打游击的部队，都是本党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