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大英帝国自由贸易精神的核心。

公司的策略，是陈九早已制定好的“三步走”：控其流、夺其利、换其骨。

南洋，从锡矿到甘蔗园，从码头到城市建设，每一个毛孔都在渴求着廉价的劳动力。

而南洋最大、也最混乱的劳动力来源，便是来自中国的“猪仔”。

传统的模式是，各地的矿主、园主通过本地的会党或甲必丹，向香港、澳门、汕头的“客头”下订单。客头们则用拐卖、绑架等各种手段凑齐人头，塞进卫生条件恶劣的帆船，运抵南洋。效率低下，死亡人数高，且供应极不稳定。

太平洋渔业公司凭借在港澳和两广总督刘坤一达成的默契，公司几乎控制了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劳工出口。他们以“契约华工”的新名义，公开招募，提供基本的食宿和安家费，吸引了无数走投无路的饥民。

整整六个月的时间，没有一个华工抵达南洋。

敢于绑架，诱骗，走私出去的打仔或者船主直接在码头砍头示众。

第一批华工优先供应了夏威夷，在高压之下，南洋靠猪仔为生的会党再也没有一句屁话。

公司向全南洋的雇主们发出通告：今后，所有需要华工的企业，必须向香港和濠江的劳务公司下单。

公司提供不同“等级”的劳工——粗通英文的、有特定技能的（如木工、铁匠）、身体强壮的，价格各不相同。

所有劳工都签订了标准合同，明确了工作年限、薪酬和基本权益。

公司用快速、安全的蒸汽轮船取代了传统的帆船。

船上有随船医生，有干净的饮水和足够的食物，这不仅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更重要的是，每一个活着抵达的工人，都是一份纯利润。

起初，那些早已习惯了旧模式的会党和甲必丹们对此嗤之以鼻。

槟城“海山”公司的龙头大哥，一位控制着数千名矿工的客家大佬，就曾公开叫嚣：“我的人，只认我海山的旗，不认什么狗屁合同！”

随后，他的矿场因为招不到新工人，老工人跑路而陷入停顿，而他对手的矿场，却因为第一时间与“濠江劳务公司”签订了合同，获得了五百名生龙活虎的新矿工，产量大增。

此消彼长之下，这位龙头大哥不得不放下身段，派人前往新加坡，寻求“合作”。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航运业。

新购买的一整支小型蒸汽舰，行驶到了南洋，开辟了从新加坡到香港、槟城、巴达维亚的定期航线。

他们运费更低，时间更短，还有保险。

那些依赖传统帆船、靠着人情和保护费做生意的本地船行，在这种现代化的商业机器面前，如同螳臂当车，很快便被碾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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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垄断劳工和航运是掐住了南洋华人社会的动脉，那么公司随后推出的金融和贸易服务，则是将绞索套在了每一个人的脖子上。

过去，海外华人将血汗钱寄回家乡，主要依靠“侨批局”。

这是一种基于同乡信誉的民间金融网络，虽然诚信可靠，但速度慢，手续费高，且风险极大。

公司利用其航运网络和与汇丰银行的合作关系，推出了一项名为“太平洋汇兑”的业务。

华工们可以在南洋任何一个公司的办事处，将工钱存入，他们的家人凭借一张盖有特殊钢印的汇票，便可以在香港、广州、厦门的指定钱庄取款。

速度快，费率低，安全有保障。

这项业务一经推出，便迅速摧毁了传统的侨批体系。

通过“太平洋汇兑”，公司掌握了整个南洋华工的现金流。

它清楚地知道哪个矿场在盈利，哪个种植园在亏损，哪个地区的资金流动最活跃。

接着，公司的贸易部开始发力。

他们将加州和公司自家农场出产的面粉、罐头、咸鱼，以及低价购买的工业品，布匹、铁器、煤油灯，大量运往南洋，以略低于市价的价格倾销。

同时，又大量采购南洋的香料、锡锭、橡胶等原材料，运往美国。

太平洋渔业公司的贸易部疯狂膨胀，人数不断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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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阿彬、阿昌叔，在一整支华洋混合的精英队伍辅助下，在新加坡主持召开了第一届“南洋华商总会”筹备大会。

广邀海峡殖民地、荷属东印度、砂拉越等地的头面人物参加。

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鸿门宴。

对于那些思想开明、愿意合作的商人型甲必丹和侨领，公司授予他们“总会”的荣誉董事头衔，并给予他们在新业务中的股份。

例如，槟城的甲必丹郑景贵，这位同时也是“海山”公司领袖的富商，就敏锐地看到了与公司合作的巨大利益，成为了第一批“拥护者”。

对于那些冥顽不灵、试图依靠私会党暴力反抗的传统势力，公司的手段更加直接。

阿昌叔亲自坐镇马六甲，带领一支由安定峡谷的“九军”和新招募的本地南洋小伙子组成的“公司保安队”，以“清剿海盗”、“维护航路安全”的名义，对几个负隅顽抗的私会党堂口进行了打击。

既是练兵也是屠杀，

几场单方面的大练兵之后，整个马六甲海峡的地下世界陷入了死寂。

对于那些既不合作也无力反抗的传统港主和乡绅，公司则采取了釜底抽薪的策略。

公司在他们的领地附近建立新的、管理更高效的种植园和居民点，提供更好的医疗、教育和治安，用更优越的生活条件，将他们治下的工人和佃户一点点吸引过来。

不出两年，这些旧式的“土皇帝”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