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一点，李正站在“战时展厅”门口。铜铃铛挂在腰间，口袋里装着吴教授给的手电筒和钥匙。

锁很旧了，钥匙转动时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推开门，灰尘味扑面而来。展厅里堆满杂物：旧展柜、资料箱、淘汰的器材。安全灯坏了，只有远处窗户透进的路灯光，勉强勾勒出物体的轮廓。

按照吴教授说的，地下室入口在展厅西北角，被一个老式木质文件柜挡着。李正费了很大劲才把柜子移开，露出后面的铁门。

门是绿色的，已经锈蚀，挂着链锁。吴教授给的钥匙串里有把小钥匙，正好开这个锁。

打开门，一股潮湿的霉味涌出。下面是水泥台阶，深不见底。李正打开手电筒，光束刺破黑暗，照出墙上斑驳的涂料和蜘蛛网。

他深吸一口气，开始往下走。

台阶大约二十级，到底是一个三十平米左右的地下室。手电光扫过，照出几个木箱、几排铁架子，架子上堆着牛皮纸袋和旧盒子。空气不流通，闷热，但奇怪的是，并不觉得窒息。

地下室中央有张木桌，桌上放着台老式打字机，还有一盏煤油灯——当然，早就没油了。

李正开始搜索。按照玉蝉的提示，陈知白的清单应该在这里。但具体在哪里？地下室里东西不多，但杂乱，积着厚厚的灰。

他先检查桌子。抽屉锁着，用力能拉开。里面有些空文件夹，几支锈蚀的钢笔，还有一个铁皮盒子。

打开铁盒，里面是一沓发黄的照片。李正一张张看：日军在墓地里挖掘的场景，文物装箱的照片，还有几张人物照——其中一张是个穿长衫的年轻人，站在博物馆老楼前，应该就是陈知白。

照片背面有字：“1946年春，与知白兄摄于馆前。彼时满怀希望，不知祸将至。——友 林文远”

林文远，这个名字李正有印象，是博物馆首任馆长。

继续翻，在照片最下面，发现一个信封，没封口。抽出里面的纸，是一份清单，用毛笔小楷写成，工整清晰：

“民国三十四年十月，接收日军劫掠文物计八十七件。其中徐州汉墓出土文物清单：金缕玉衣一套，玉蝉一对，青铜鼎两尊，玉璧五枚......接收人：张继宗。备注：实际接收六十五件，二十二件‘遗失’。”

清单最后有陈知白的签名和日期：1946年3月15日。

还有一张纸，是陈知白写给上级的报告，控诉接收官员张继宗贪污文物，要求彻查。报告末尾，有红笔批注：“查无实据。陈知白诬告，疑有通敌嫌疑。已移交处理。”

“处理”，就是入狱，死亡。

李正感到一阵悲愤。一个人为了追回国宝，反而被陷害至死。而真相被埋在这个地下室，一埋就是七十年。

他把清单和报告小心收好。就在这时，手电筒突然闪烁起来。

不是电量不足，是像接触不良一样，明灭不定。同时，地下室的温度骤降，哈气成霜。

李正感到后颈发凉，像有人对着脖子吹气。他猛地转身，手电光照向身后——

什么都没有。

但手电光扫过的墙上，出现了一个影子。不是他的影子，是另一个人的，穿着长衫，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书。

陈知白。

影子没有动，只是站在那里，像在等待。

李正定了定神，对着影子说：“陈先生，我找到清单了。我会把它公之于众，还你清白。”

影子微微点头，然后抬起手指向地下室的一个角落。

李正顺着方向看去，那里堆着几个木箱。他走过去，打开最上面的箱子。

里面不是文物，而是文件：审讯记录、判决书、还有一封血书。

血书是陈知白在狱中写的，用咬破的手指蘸血写在囚衣上：“文物乃国之重器，民族之魂。张某私吞，天理难容。我死不足惜，唯愿真相大白，国宝归位。陈知白绝笔，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初七。”

李正的手在颤抖。这份血书，这份清单，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一段被掩盖的历史。

但光有证据不够。文物呢？那些被贪污的文物在哪里？

手电筒又闪烁起来。墙上的影子动了，走到另一个箱子前，示意李正打开。

这个箱子更重，撬开箱盖，里面是包装严实的物件。拆开包装纸，李正倒吸一口凉气——

是文物。青铜器、玉器、陶俑，虽然蒙尘，但保存完好。箱子里有张字条：“藏匿于此，待清明之日。——林文远，1950年冬”

原来首任馆长林文远也知道真相，他偷偷藏起了部分文物，等待有一天能重见天日。

李正数了数，一共十五件。加上博物馆现有的，大部分被贪污的文物都在这里了。

但最重要的两件——金缕玉衣和白玉蝉——不在这里。

影子又指向第三个箱子。

这个箱子最小，也最轻。打开，里面只有一封信，是林文远写的：

“知白兄遇害后，余冒险藏匿部分证据文物。然张继宗势大，余亦被监视，无力回天。金缕玉衣已被张某出售海外，白玉蝉下落不明。唯青玉蝉因知白兄曾持之举证，留存馆中。余已老，时日无多。望后来者见此信，能完成吾等未竟之事：追回国宝，昭雪冤屈。林文远，1978年秋。”

信纸已经脆化，李正小心收起。

现在他明白了：青玉蝉之所以“不安”，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墓主人的怨，陈知白的冤，林文远的憾，还有周文彬的意外死亡。它像一个记忆存储器，记录着这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悲剧。

而它选择在现在“醒”来，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