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图尔街开一家小旅馆。兹达内维奇，一半黑人血统，一半格鲁吉亚血统，一位格鲁吉亚诗人伊利亚兹德的儿子。还有几个朋友：杰拉尔，住在共和国林荫路，多维尔街区一处停车场的楼上。有一个叫罗尼的，想不起他的容貌，也想不起我们在哪里认识他的。我们去布洛涅树林附近他家里玩。我还隐约记得，我们一跨进门，就恍若到了伦敦，进入贝尔格拉维亚或肯宁顿28那种地方的一栋住宅。后来，我读了格拉汉姆·格林29的中篇小说《第一次幻灭》，我曾想那个罗尼，虽然我一无所知，很可能就是小说的主人公。

假期同父亲的女友，空姐娜塔莉一起度过，住在共和国林荫路附近多维尔的一间小平房。我母亲难得去那里，去的时候就在那里接待她的过路朋友，在娱乐厅演一出剧的演员，以及她在荷兰的年轻伙伴，若比·凡·阿伦。他是德·库瓦斯侯爵剧团的成员。多亏了他，我才看一场芭蕾舞，震撼我心的《梦游者》。有一天，我陪同父亲到皇家饭店大堂，他对我说，约会一位经营赛马养马场的斯特恩夫人。那位斯特恩夫人，在什么方面能帮上他的忙呢？每周四，一到下午，我和弟弟就去教堂对面那边的报亭，买《人猿泰山》30。我们独自走在街上。人行道上，阴影和阳光。女贞树散发的气味。

一九五六年夏，我们兄弟俩和父亲以及空姐娜塔莉，一起住在那所平房。同年复活节假期，娜塔莉还曾带我们去奥隆河畔维拉尔的一家旅馆。

在巴黎，一九五四年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弟弟待在老鸽棚剧院后台里端，母亲已经上场了。一个在剧中演主角，名叫素姬·普里姆的女人，凶狠地对我们说，这里不是我们待的地方。她同许多年迈的蹩脚女演员一样，不喜欢小孩子。我寄给她一封信：“亲爱的太太，我祝愿您过一个极坏的圣诞节。”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种既冷酷又不安的眼神。

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和父亲乘坐63路公共汽车，一直坐到布洛涅树林。一泓湖水、平底小舟，坐上去划到微型港湾和湖岛木屋……一天傍晚，我们在布洛涅树林等待回程的汽车。父亲带我们走进阿道尔夫—伊翁小街，到一处私邸门前站住，他对我们说：不知道现在谁住在这里了——就好像这地方他很熟。当天晚上，我看见他在办公室里查阅街道年鉴。这引起我的好奇心。十来年过后，我才了解到，阿道尔夫街6号那座私邸，在占领时期正是“奥托”购物处，巴黎最重要的黑市窝点——如今那座宅邸已不复存在，一九六七年，我又转到那条街，验证当年我们和父亲那次停留的地点：正好与6号相对应。猛然间，一股腐烂的气味，同骑马场和树林枯叶的气味相混杂。我也记得那个时期的下午，我和弟弟同父亲有时随便登上一辆公共汽车，一直坐到终点站。圣芒德。让蒂伊门……

一九五六年十月，我住进茹伊昂若萨的蒙塞尔学校，我倒觉得先光顾这地方的所有学校才好。头几天睡在学生宿舍，夜里难熬得很，常常就想哭了。不过很快，我就开始一种自我训练，以增添勇气：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固定的点，这是一种法宝。当时，权且用一匹塑料小黑马来充当的目标。

一九五七年二月，我失去了弟弟吕迪。一个星期天，我父亲和叔叔拉尔夫到寄宿学校来接我。我叔父开的车，在回巴黎的半路把车停下，他下了车，单独留下我和父亲。父亲在车里告诉我，我弟弟死了。上个星期天，我还和弟弟在孔蒂河滨路我们的房间，一起度过了下午的时光。我们一起整理收集的邮票。我必须在五点钟返校，向他解释说，一个喜剧团要在学校的礼堂里，为学生演一场戏。那个星期天他的眼神，我永远也忘不了。

我认为除了我弟弟吕迪，他的死亡，我这里讲述的一切，再也没有什么能深深牵动我的心。我一页一页写下来，就像在做一个笔录，或者写一份简历，例行公事，无疑是要了结一种不是我本人的生活。这只是一个记录事件和行为的胶卷。我没有什么可忏悔的，也没有什么可回避的，对于内省和扪心自问，我毫无兴趣。反之，事情越是晦隐不明而神秘莫测，我就越是兴趣大发。极而言之，我还力图从毫无神秘可言的事物中找出神秘来。我回顾到我二十一岁为止的事件，都是我浮面的经历——这种方法即是展现远景，而演员则在摄制场上静止不动。我想表达的这种印象，许多人在我之前就感受过：一切在透明中鱼贯而过，而我还未能过上自己的生活。

我成为住校生，在蒙塞尔学校一直读到一九六〇年。四年时间，军人纪律。每天清晨，天一亮就起来。齐步走。排列，立定。全体立正。夜晚视察寝室。高年级的几个学生“头儿”捉弄人，负责维持“纪律”。起床电铃声大作。淋浴，一拨三十人。埃贝尔31跑道。少息。立正。护理草木时间，我们在草坪上列队扫荡枯叶。

四年级班上，我的邻座名叫萨菲斯坦。他在绿楼和我同一寝室。他曾向我讲述他父亲二十岁时，到维也纳上医学院。一九三八年，德奥合并时，纳粹分子侮辱在维也纳的犹太人，迫使他们冲洗人行道，在自己店铺橱窗上绘出六角星。他父亲屡次遭人捉弄，不得不逃离奥地利。一天夜晚，我们决定到校园尽头德国人留下的碉堡里探查，那就必须穿过大草坪，万一引起一个学监注意，我们就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