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菲斯坦不肯参加这种天真者的鲁莽行动。第二天，我的同学们就把他孤立起来，称他为“软蛋”，就像成年人在军营里那样。造成那种压力让你抬不起头来。一天下午，萨菲斯坦的父亲出人意料来到学校，有话要对全寝室的同学讲。他恳切地对他们说，不要再刁难他儿子，叫他“软蛋”了。此举让我的同学们，甚至让萨菲斯坦深感意外。我们在老师的休息室里，围坐着一张桌子。萨菲斯坦坐在他父亲身边。大家情绪都很好；完全和解了。我好像记得，他父亲还给我们递了香烟。我的同学谁也不把这个事件放在心上了。就连萨菲斯坦也不以为然了。不过，我却深深地感到这个人的不安心理，是在思虑他二十年前经历的噩梦，会不会在他儿子身上重演。

蒙塞尔学校有些缺乏关爱的孩子，是些私生子，失联的孩子。记得有个巴西少年，与我同宿舍好长时间，他有两年没有父亲的音信，仿佛是被他们遗忘在火车站寄存处的物品。还有些人走私牛仔裤，已经闯过警察设的路障。学生中有两兄弟，甚至二十年后还被告上重罪法庭。青春往往是金色年华，然而是一种可疑的金色，是不好的合金。这些勇敢的少年，大部分没有前途。

那个时期的阅读。有些作品给我留下了印象：《菲尔米娜·马尔凯兹》《监狱的殖民地》《黄色的恋爱》《太阳照常升起》。在另一些书中，我重又发现街头的玄幻故事：《黑夜之玛格丽特》《纯粹一女子》《无名街》。在学校医务室的书橱里，还有一些两次世界大战幸存下来的旧小说，躺在那里，丝毫也不惹人注意；生怕下架搬到地下室去。记得我读过《奥贝尔莱一家》。还有，我尤其读了刚出版的第一批口袋书，以及精装本红皮丛书的头一批作品。杂乱无章，好小说和坏小说全有。其中许多作品从目录中消失了。头一批口袋书中，有些题目还给我留有余香：《钓鱼猫街》《布拉蒂斯拉瓦的玫瑰》《白雪玛丽蓉》。

每个星期天，同我父亲一道散步，临时还有他的一个哑角，斯蒂奥帕。我父亲经常见到他。他戴着单片眼镜，头发打的发蜡太厚，坐到沙发上，头靠沙发背时，就能留下痕迹。他不从事任何职业，住在维克多—雨果林荫路的一个家庭公寓。斯蒂奥帕、我父亲和我，我们有时到布洛涅树林去散步。

还有一个星期天，父亲带我去布朗利河滨路那边航运展览会。我们遇见保罗·盖兰，他战前的一位朋友。一个身穿便装的年轻老头，不知他参观展览还是有个展台。父亲对我讲起保罗·盖兰这个人，说他一辈子无所事事，只是骑马，开豪车，勾引女人。但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