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纳开往日内瓦。我到日内瓦已是午后晚半晌，换乘长途旅行车去安讷西。到安讷西夜深了，正下瓢泼大雨。我身上一文不名，到王府街，下榻英国饭店，还不知如何付房费呢。安讷西，我已经认不得了，这个夜晚，在雨中，就是一座幽灵城市。火车站广场，他们拆毁了老饭店和旧楼房。第二天，我遇见几个朋友。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已经去服兵役了。夜晚，我恍若看见身穿军装，行走在雨中。我总归还剩下五十法郎。可是，英国饭店客房很贵。逗留的这几天，我返校看了看托讷圣约瑟夫中学，看望我从前的文学课老师，阿康勃雷神甫。我从维也纳给他写过信，请问他下一个学年，是否可能给我一个岗位，当学监或者辅导老师。我觉得自己是要逃离巴黎，我那可怜的父母没有给我一点点精神上的支持，撂下我靠墙站着。我收到阿康勃雷神甫两封信。“我很希望这次开学，学校聘用你当老师。我同校长谈过了。教师班子已经满员了，不过，到八月底之前，还可能有变化，但愿你能加入我们的队伍。”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七日的信中，他给我写道：“这些日子，我排出的时间表表明：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学年，人员富富有余。不可能给你工作，即使安排半班也不行……”

不过，生活仍旧继续，却不大清楚彼时，何以同这些人而不是另些人打交道，何以在某地而不在别的地方，影片是原版还是复制版。如今还留在我记忆中的，无非是一些零散的镜头。我注册了文学院，只为拖延服兵役，绝不会去上课，我是个幽灵大学生。让·诺尔曼（又名：让·杜瓦尔），数月以来，住到孔蒂河滨路，占用原先连接四楼和五楼的内楼梯的那间小屋。他在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班，但是他被判禁止在巴黎逗留。这是我后来才知晓的。我母亲大约是在一九五五年认识他的。诺尔曼那年二十七岁，因抢劫罪被判刑而刚刚出狱。也是天缘凑巧，他非常年轻，就跟苏姗娜·布克罗打了几次劫，而我和弟弟在茹伊昂若萨，也正是住在苏姗娜家。后来，他已入了狱，因为一九五九年，他还在普瓦西总监狱。他来到破烂不堪的套房，找人施工，进行了必不可少的修缮。可以肯定，他付钱给我母亲。这个诺尔曼（又名：杜瓦尔），我很喜欢他。一天晚上，他在我的房间壁炉上，悄悄放了一张面值一百法郎的钞票，他走后我才发现。他开着美洲豹汽车，第二年发生本·巴尔卡84事件时，我从报纸上得知，别人给他起个绰号，叫“大个头美洲豹”。

约摸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间，一个事件：晚上十点钟，我独自在房间，听见楼上很重的脚步声，是我父亲家中，还听见掀翻家具，打碎玻璃的一片声响。继而，肃静下来。我打开朝楼梯的房门。两个膀大腰圆的杀手或者便衣警察模样的家伙快步下楼梯。我问他们出了什么事。其中一个蛮横地摆了摆手，冷冷地对我说了一句：“请您回屋去。”我听见父亲屋里走动的声音。可见他在家……我犹豫要不要给他打电话，自从那次去波尔多，我们可是再也没有见面，我确信他一听是我就会挂断电话。两年过后，我要他对我讲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他装作听不明白我说什么。我认为他这个人，有十位初审法官也问不出什么来。

一九六五年这个秋季，我兜里揣着几张印有维克多·雨果肖像的五法郎钞票，晚上光顾吕泰斯剧院附近的一家餐馆。我也躲到十五区，菲利克斯—富尔林荫路的一个房间，在那里，一位朋友寄放了收集十年的《巴黎赛马报》，他用来进行神秘的统计，以便在欧特伊和隆尚赛马场赌博。虚幻。记得我还是发现了一个去处，那是在格雷奈勒街区，多亏了那一条条由黑线划出来的，直通塞纳河边的小街。有时夜里很晚，我乘坐出租车去，五法郎车费。十五区边缘，经常有警察设卡检查。我早把我证件上的出生日期动了手脚，一九四五年改为一九四三年，这样便已成年。

雷蒙·格诺85很热心，每星期六接待我。往往是一到下午，我们就从讷伊沿左岸走回来。他向我提起他同鲍里斯·维昂的一次散步，一直走到几乎无人知晓的一条死路，深入十八区，在欧斯特利茨火车站台和铁道之间：雅里十字架街。他建议我去看一看。我看出来，格诺最高兴的时刻，就是他下午散步时，因为他要为《不妥协报》写关于巴黎的文章。我不免琢磨，我在这里回顾这些逝去的年代是否值得。我也跟格诺一样——只有独行街头，寻找阿涅尔良种狗的时候，我才真正体现自我。那时候，我养了两只狗，叫雅克和保罗。一九五二年，在茹伊昂若萨，我和弟弟有一只母犬，取名佩吉，一天下午，在库尔译讷博士街被轧死了。格诺非常喜爱狗。

他给我讲了一部西部片，其中有印第安人和巴斯克人的一场残酷搏斗。巴斯克人的出现引起他的极大好奇，也让他忍俊不禁。我终于发现了是哪部影片：《晴天霹雳》86。内容提要明确指出：印第安人反对巴斯克人。为纪念格诺，我倒希望深入一个偏僻的街区，在一家被人遗忘的拆毁的影院里，观看这部电影。格诺的笑。半像间歇喷泉，半像旋转玩偶发出的嘎嘎声。我不善于使用比喻。这纯粹是格诺的笑。

一九六六年。一月的一天夜晚，大约十一点钟，让·诺尔曼回到孔蒂河滨路。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和他在一起。收音机开着，播送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