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心目中从来不存在要责怪他的意思。这与其说他们把他当作至尊无上的皇帝，当作一尊偶像，皇帝和偶像都是超然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不承受任何责怪，还不如说他们把他当作一个仁柔懦弱、有时不免要出点毛病的宝贝心肝。没有一个父母会认真痛恨、谴责那样一个儿子。老百姓不缺少明辨是非之心，分得清楚什么是正，什么是邪，应该拥护什么，反对什么，但他们的理智已被那种天生的溺爱之情蒙蔽起来了。他们对官家的爱，来自同情、怜惜的成分远远超过来自尊敬、畏惧。历史上很少有一个皇帝受到老百姓如此的支持、拥护，就因为历史上很少有一个皇帝受到过像渊圣所受到的那样的屈辱、迫害。

就因为在北宋末年，在东京城里或者扩大到全国范围的老百姓都是这样同情、爱怜、原谅渊圣皇帝的，他们就得付出重大的代价。

回銮以后，金方对于宋朝的控制加紧了。好像有一双无形的铁爪越来越紧地卡住宋朝的喉咙，使它喘不出一口气来。这首先反映在金人的大规模的经济掠夺上。

如前面所说，金朝人的文明举动之一，是不像过去那样打进一座城市，放手杀戮一番，放手洗劫一番，最后弄到寸草无剩、鸡犬不留的程度。它现在要的是公开、合法化的抢劫，要趸批整收不要零敲碎打，要涓滴归公不要流入私囊的高级掠夺。这或许可以名之为“斡离不式”的或者可以名之为“刘彦宗式”的掠夺，它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它对宋朝官方的财物采用直接掠夺的方式，把府库所有一律搬送到大营，不费周折。对私人的财物则采取间接掠夺的方式，要通过宋朝官方的“簇合”，积成成数后，乖乖地送上门去。这从表面看来似乎要多费一道手续，实际正是一样。从第一次围城之役以来，宋朝方面出了几个“簇合”金银财帛的专家，他们积有丰富的经验，任务完成得异常出色。例如当时的中书侍郎王孝迪、开封府尹兼户部侍郎王时雍等。如今王孝迪虽被贬谪，远离京师，一时无法把他调回来，王时雍却已高升了一步，现任户部尚书。按照宋朝的制度，户部虽属中书的一省，实权却有限。财政方面，另设统管盐铁、度支、户部三个部门的三司使，三司使号称计相，权倾一时，在朝廷中受到的待遇仅次于宰相。神宗元丰年间官制改革，名从其实，废三司使而加重户部尚书的事权，户部尚书的地位始尊。王时雍出入户吏两部之间，又好揽权，独任计相，财政方面的事务滴水不漏，这当然是金朝方面最看得中的合作者，无论官方的和私人的财物，让他居间“簇合”，往来搬送，十分放心。

拉拢吴幵、莫俦，重用王时雍、徐秉哲，这一条又是斡离不的重要谋臣刘彦宗建议的。这时金朝方面，经过斡离不的委任、粘罕的认可，已正式任命刘彦宗综理主持经济方面的事务，畀以全权。连得太祖皇帝特别赏识擢拔的宗室大臣后来封为陈王的完颜希尹，在外交事务上立有殊勋、目前已转到后勤部门的撒卢母以及粘罕亲信高庆裔等三人，虽经粘罕郑重推荐，也不得不屈居刘彦宗之下，成为他的助手。

刘彦宗新官上任后，要拿出一点颜色来给宋人看看。渊圣回銮时，他让渊圣带回一封粘罕、斡离不联名亲笔署押的信，内开：

某某、某某等谨致书于大宋皇帝。提师远涉，唯赖金银犒设军兵。初破城时，本议纵兵，但缘不忍，以致约束。今欲犒赏诸军，议定合用金一百万锭（五千万两）、银五百万锭（二亿五千万两）、缎子衣绢数不限（无限之数），官私望早依数应副云云。

这里提出的数字，勒索黄金比第一次围城时又增加了十倍，白银增加五倍，好在它们是无法完成的，也是不能谈判的，乐得提出来向宋朝作无厌之求。渊圣皇帝把信转交给计臣王时雍，王时雍驾轻就熟，把老文章重抄一遍，另拟榜文，请渊圣过目后，连夜刻印出来，张贴在东京城里的通衢大街上：

勘会大金军既登城，敛兵不下，保全一城生灵，恩德甚厚。今奉到国相、太子致御书及枢密使刘都统函索犒军金银表缎若干，自当竭力应付。除内藏元丰库及龙德、宁德两宫御前皇后阁里太子宫并臣僚之家，已根刮到数目外，大段缺少。今晓谕权贵戚里豪富之家及凡有金银表缎人户，各仰体大金之恩，一匹一两以上，尽行转纳。差王时雍、徐秉哲主管四壁收受秤数交割大金军前。如敢隐匿，仍许诸色人告，以一分给赏，虽奴婢告主，亦不坐罪……并布措置施用。

十分了解宋朝情事的刘彦宗知道经过两次围城之役，宋朝的国库已竭，榨不出多少油水来。他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榜文中谈到的“元丰内藏库”。如非经过实地调查，他决不轻易相信榜文中说到“已根刮到数目”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

元丰内藏库，原名“封桩库”，始创于宋太祖赵匡胤年间，已历一百多年。赵匡胤统一天下后，殷殷以燕云犹沦于契丹为忧，特在内廷创设“封桩库”，规定三司使每年要在国家收入项内提出一定成数的金银财帛，作为羡余项目拨入封桩库。封桩库定下了严密的制度，库房钥匙要由官家本人掌管。每次新君即位时，都根据太祖皇帝遗训，“封桩库候财货丰殖，即用赏战士，以取燕云之地，子孙不得别用”，在太庙起誓。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