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le）的农村鞋匠在日记中写道，他从自己的家逃到乌尔姆的次数不下30次。他还记下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包括4周岁的儿子）、后妈和三个姐妹在1634年9月19日到12月18日短短3个月内相继死去的过程，个中细节令人悲悯。在17世纪出生的人都曾有生活被战争打乱的经历。许多人都尝到了深重的苦难，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安全和稳定的生活，这些都不该被忘记。而20世纪历史学家的电子数据库里的平均数是无法反映出这些的。从修正主义的立场看，即便想要反驳“死亡与破坏”的错误观念，也不得不承认战争期间德国的经济和人口最多也就是停滞而已，其受到的影响可能还不如当英国发展为贸易强国、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迅速增长时期的大。[3]德意志成了经济落后的地区，虽然经济的衰退从16世纪晚期早已开始，但由于三十年战争给德意志土地带来的破坏，经济衰退进一步加速了。

图11 1630年《时髦比赛》（A-la-Mode-Kampf）以大幅版面刊登当时的法国热。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大公图书馆传单收藏室藏。

事后来看，“高级文化”（High culture）在战时竟然没有遭到很大的破坏。这一点从艺术、建筑、诗歌、小说（比如格里美豪森的《痴儿西木传》）、巴洛克戏剧、音乐（尤其是许茨的作品）、歌剧、芭蕾等主要作品中就可以看出来。自然科学、法律和政治理论领域也有了发展。一些后来影响深远的进步在当时已经有了征兆：文盲率的降低，书籍和报纸的出版，注重学识和科学的社会逐渐形成……而要描绘出大众文化的改变，可能更为困难。精英们，也就是那些试图控制社会的人，他们留下的记录大多是哀叹道德的下滑，酗酒、私生和漠视宗教情况的增多。按照当时的记录来看，大众几乎无法“分辨上帝与恶魔”。这些看法带来的是17世纪晚期大量的改革，并推动了各地的宣教。不过每一代人都会为假想的所谓道德标准的下降而唉声叹气，怀念“美好的旧时光”。同时，受教育阶层和大众之间的想法越来越不一样。在17世纪晚期，对巫术的控诉开始减少，因为地方执法官不再确信他们能够找出谁是巫师，但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仍然相信巫师的存在和巫术的力量。从较为私密的耻辱观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文化之间的区别，这点在后来“宫廷文化”（courtly culture）的发展中更加明显。

图12 对“旅行者”的生动描绘。17世纪中期混乱的欧洲社会中，他们是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的人。出处：Weltgeschichte（Berlin: Ullstein, 1907—1909）。

无论如何，三十年战争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战争的历程和结果充分体现了德国政治的分裂特点。它还标志着神圣罗马帝国另一阶段的权力分散。其对德国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加剧了德国相较欧洲其他重要国家的经济衰落，而且为接下来几个世纪诸侯实力的增强、领地和城市实力的衰弱打下了基础。专制时代的德国并非由独立的贵族或中产阶级控制，而是充满了中小规模的邦国、宫廷贵族和官僚机构。还有一点意外的是，此时的德意志文化中有一种普遍的丧失自信的感觉，经历了几代人的痛苦和不安之后，德意志人民需要复兴。

[1]马萨林（Mazarin），又译：“马扎然”。——译者注

[2]尼德兰联邦（the United Provinces），即荷兰共和国。——译者注

[3]175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是1450年的3倍，人口增长主要发生在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德国在1648年后花了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使人口恢复到了1648年以前的水平。

第四章 专制主义时代（1648—1815年）

三十年战争后，德意志各领地相较于帝国的政治地位提高了。虽然各领地仍然没有完整的主权，但领主们已经代替德意志帝国皇帝，成为政治活动中的关键人物了。从17世纪中期至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倒台后的拿破仑统治下，德意志国土上的政治模式极其独特多元。神圣罗马帝国不再是中央政权发展的积极政治手段或潜在基础。相反，其持续的司法功能和相对消极的政治保护使许多较小的政治单元幸存下来。如果没有这样的大背景，这些碎片一样的小领地很容易被邻近的大公国吞并。从帝国的整体来看，这就是德意志的所谓“小邦主义”体制，德语称Kleinstaaterei。有人因此认为，比起17世纪末至18世纪日益强大的西欧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德国更像是一个狭隘、落后的小国。从整体来看，帝国中央权力衰退。随之而来的却是地方相对高的集权倾向。小邦国里的领主通过削减下层阶级的权力以获取更多的实权。统治者还希望摆脱议会、庄园等任何可以代表人民（或至少人民中的一部分）一方的影响。在这所谓的“专制主义时代”中，不管成功与否，许多领主都努力获取更大的权力：他们建立常备军队；设立地方行政机构，用收税来供应军队；从领地管理中获利。与此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