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威廉一世还重新设立、组建了国家官僚机构。1723年，当时的最高军事委员会（General War Commissary）与最高财政总理院（General Finance Directory）合并，成为最高总理院（General Directory，德文全称为General-OberFinanz-Kriegs-und-Dom?nen-Direktorium）。腓特烈二世后来增设了各部门和各省委员会。最高总理院的成立使普鲁士的国家统一更为实际，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原本大选帝侯希望自己的领地分割成数块，交予不同的继承人，但在1713年，腓特烈·威廉一世却宣布他的领土是不可分割的，这与大选帝侯的遗愿完全相反。在一个领地贵族权力较大、对王权的忠诚飘忽不定的时代，腓特烈·威廉一世和腓特烈二世都采取了各种措施来保证官员的忠诚。腓特烈·威廉一世强调奖惩制度的重要性，平民可以通过当官获取贵族地位。他设立最低基本工资制度，给勤政的官员奖赏。他还坚持认为大贵族不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内当官，以免长期积累地方权力；相反，他们应该在远离自己领地的其他省内为王权服务。这样，曾经十分困扰大选帝侯的“本地居民权利”（right of the native born，德文为Jus Indignatsrecht）就被打破了。在腓特烈二世的统治下，容克贵族虽然还能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很大的权力，例如阻挠国王的农业改革，但在担任县长（Landrat）期间，他们只是国王和地方的中间人，并管理地方的军事部门。在设立了税务顾问（Steuerrat）这个职位之后，城市地方政府的自治也就被破坏了。

图15 18世纪早期的征兵。出处：H. J. von Fleming, Der Vollkommene Teutsche Soldat（Leipzig, 1726）, 翻印：Weltgeschichte（Berlin: Ullstein, 1907—1909）。

这种官僚和军事制度的效率显然不算太高。腓特烈二世不得不设立另一批官僚，即一帮皇室密探，来监视、报告地方官员的行为举止。他自己也花了大量精力，骑马到那些遥远的领地视察。那个时代没有现代的通信设备，旅程冗长，旅途泥泞不堪，这样的大背景不应当忽略。因此，要建立一个执政公允的政府是相当艰难的，更何况，当时的许多政务仍然取决于国王个人。就算是在其生前，腓特烈二世还是成了传奇。他在人们眼中是仁慈的父亲形象，是受拥戴的君主，他会在旅途中随时停下，与正在挖土豆的农民进行交谈。应当注意的是，在当时农民根本无法对中央政权的要求和命令提出任何有意义的反抗。因为在遍布易北河东岸的农场领主制（Gutsherrschaft）下（贵族领主对他们附属的农奴有大量政治和法律权力），农民的地位很低，备受压迫。

地图5.1 1786年为止扩张后的勃兰登堡-普鲁士（但泽在1793年才并入普鲁士）

因此，相对弱小的城市、经济上贫穷的贵族，以及受压迫、奴颜婢膝的农民，让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几代君主能够整顿并管理好他们广袤多样的领地，权力也逐渐集中到了中央。尤其是在腓特烈一世和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下，他们还利用非正统的宗教运动，即虔敬主义（Pietism），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达到宗教信仰的中央集权。虔敬主义由此成为国教，并成功替代了根深蒂固的路德派，使各领地的贵族无法通过路德派的宗教资助来巩固地方权力。

尽管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期间国家有诸多发展，但同时代的人仍然嘲笑其对“高个子近卫队”的痴迷。到1740年，普鲁士的经济仍然落后，国力也无法与已建立的英国、法国或奥地利等欧洲大国相提并论。在腓特烈二世的统治下，局面发生了巨变。腓特烈二世不遗余力地利用世代积累的军事资本，试图登上国际政坛。1740年，普鲁士入侵哈布斯堡的领地西里西亚，并在混乱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后得到了这片新的领地。在七年战争中（1756—1763），腓特烈二世为保护领土，被逼对抗由维也纳指挥，并由奥地利、法国、俄罗斯组成的军事联盟。他成功击退了敌人，并保住了西里西亚的领土，这让普鲁士跻身欧洲强国之列，至少和德意志的奥地利地位相当。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竞争从此成为德意志事务的重要因素，“二元制”时代由此开启。在腓特烈二世统治的后半叶，人们普遍认为普鲁士是领先的大陆国家，拥有强大的军队、高效的管理和强有力的国王。从第一次瓜分波兰，就能明显看出普鲁士的国家地位。在三方瓜分毫无还手之力的波兰时，腓特烈二世是主导者。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分别获取了波兰的一大片领土，腓特烈二世则取得了关键的波兰普鲁士地区（后来的西普鲁士），让勃兰登堡选帝侯拥有了遥远的西普鲁士王国。这是腓特烈二世统治期间一次重要的领土收获，它使霍亨索伦家族领地从德国中部一直延伸到了北部。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