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人的文化传统。霍亨索伦家族在西部的莱茵省也拥有领地，这些领地在文化和经济上彼此大相径庭。因此，勃兰登堡—普鲁士所代表的不是一个如英格兰般的“单一的”政体，而是一个“复合的”政体，并由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都互不相同的领地组成。它的西部经济更加繁荣，而东部殖民地则相反。东部地区城市生活匮乏，贵族十分贫穷（即普鲁士的容克贵族），没有贸易和工业，在地理位置上也与欧洲主要的商业和文化中心相距甚远。在这个复合的王国中，臣民信奉不同的宗教，加尔文教派的领主只得承认路德教会的存在，西部还有信仰天主教的臣民。除此之外，17世纪末至18世纪还有很多更小的少数派，比如被流放的法国胡格诺派（French Huguenots）。德语也并非他们的统一语言，波兰语和立陶宛语等斯拉夫语在东部地区明显占有优势。虽然这份家业起初并不乐观，但霍亨索伦家族在17世纪和18世纪还是成功建造起了一个强大的集权国家，并一直主导着德意志的事务，直到二战结束被废除。

从专制主义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一些明显的弱势可能反而是优势，因为弱小的城市和贫穷的贵族更容易被控制和利用，对中央集权的反抗也相对较少。霍亨索伦王朝在这一时期也十分幸运，其王权一直后继有人，并且丝毫没有争议，世袭领地也未因继承而惨遭分割。“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1640—1688年在位）；选帝侯腓特烈三世，或称腓特烈一世国王（the Elector Frederick Ⅲ/King FrederickⅠ，1688—1713，于1701年即位）；“军曹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Ⅰ，1713—1740年在位）；“腓特烈大帝”腓特烈二世国王（King FrederickⅡ，1740—1786）寿命都很长。这些国王建立了伟大的王朝，其伟业令人钦佩。

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为专制统治打下了基础（虽然这并非他的原意，他也无法预见后续的历史发展）。1653年，勃兰登堡庄园领主与选帝侯达成协议，让选帝侯有足够的资金在和平时期建立常备军队，而领主们则能够在领地中行使更多的权力：确立农奴制、任命当地教堂牧师、维持当地秩序并主持庄园法庭。1655—1660年北方战争后，官僚体制的建设初步展开，并在大选帝侯的几代继任者统治下越发成熟。1667年实行税制改革，城市必须缴纳间接的消费税，同时还有对国家的直接“贡献”税。此举迅速将城市贵族和农村贵族的利益区分开来，使城市贵族失去了政治盟友，也让选帝侯有了不召开议会的借口，城市的代表制度逐渐消失。17世纪70年代，城市不再自治，而是由官僚部门管理，这些官僚由选帝侯任命并对选帝侯负责。同时，贵族组成的军官团在社会中享有特殊地位，吸引了原本较为独立的贵族为中央政权服务。1675年费尔贝林战役中，选帝侯战胜了令人闻风丧胆的瑞典人，为自己赢得了威望。

腓特烈·威廉的继任者是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即腓特烈一世国王）。腓特烈三世大大增强了国王的象征性权力。1701年，腓特烈三世在神圣罗马帝国外的柯尼斯堡（K?nigsberg）自己加冕为王（真的自己把王冠戴到头上，没有任何神职人员插手），称为“在普鲁士的国王”（King in Prussia）。这个头衔自然不能与帝国境内的任何领土产生联系，但皇帝为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得到霍亨索伦王朝对哈布斯堡政策的支持，必须允许腓特烈三世在帝国境外自立为王。这也反映了当时崇尚法国的潮流。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君权受到热烈追捧。其他一些德意志领主也通过类似的方法获得了王位，例如，1697年萨克森选帝侯成为波兰国王，1714年汉诺威领主成为英国国王。腓特烈一世还使宫廷文化蓬勃发展，他修建了大量宫殿，其中大部分由建筑师安德烈亚斯·施吕特（Andreas Schlüter）主持修建，这位建筑师还负责修建了一座著名的大选帝侯的骑马塑像。军队建设自然是不会被忽略的，18世纪初又由于参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普鲁士的军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腓特烈一世的儿子，“军曹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认为，父亲宫廷的豪华奢靡不足取，他在统治期间注重的是军队和官僚的建设。腓特烈·威廉一世热衷于军事，到处为他引以为豪的“高个子近卫队”搜寻高个子男人，以至于同时代的人嘲笑他的“高个子近卫队”，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建起了一支军队。1733年，建立征兵区制度。各征兵区的规章制度相似，负责组织农民进行军事训练并服役。这样，农业需求和军队需求互相妥协，使勃兰登堡—普鲁士拥有了一支令人敬畏的军队和受过训练的后备军，免去了常备军队所需的庞大开销。东部的贵族中有一半至三分之二的人是现役或退役的军官。到了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末期的1740年，国家收入的80%用来维持和平时期的军队开支。18世纪末有个笑话说，普鲁士不是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个有国家的军队。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