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地区）。还有所谓的“天主教启蒙”，部分是为了反对看似过分扩张的耶稣会势力。在新教教派中，许多人赞同菲利普·雅各·施本尔（Philipp Jakob Spener）的观点，认为应当延续新教传统的直接宗教体验，即信徒直接与上帝交流，并可以基于个人对经文的理解，积极融入宗教生活。虔敬主义认为宗教改革还不够彻底，仅仅停留在了神学的层面，并未改变生活。他们强调个人的皈依经历，鼓励信徒过上新的、积极的基督教徒生活。非国教教徒的小团体开展秘密集会，一起读《圣经》、祈祷，并分享彼此虔诚的生活。

虽然汉堡、萨克森等地区虔敬主义教徒往往面临被处决并驱逐出境，但在其他地区，他们却能够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由于不同的德意志领地邦国、教会和社会的关系各不相同，虔敬主义教徒在不同地区遭到如此迥异的对待，是可以理解的。符腾堡地区相对稳固的路德教会甚至能够包容虔敬主义的思想，这后来影响了图宾根大学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包括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和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等名人。可以看到，在普鲁士，国王支持虔敬主义，以此对抗在地方虽根深蒂固却摇摇欲坠的路德派信仰。随着虔敬主义教育机构数量的激增，从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在哈勒的著名孤儿院和学校，到新建的哈勒大学（1694），再到柯尼斯堡等地，虔敬主义的影响逐渐深远。虽然无法精确地计算，但是其影响仍可以说广泛多样。许多学者认为，德国重大的文化运动，比如注重内心世界和个人发展的感伤主义（sensibility，Empfindsamkeit）和中产阶级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注重描写自我成长和教育），都受到了虔敬主义思想的影响。另一些学者认为，虔敬主义与后来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提出的世俗化文化、民族主义，以及爱国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无需牧师或教会等机构，教徒们就可私下会面讨论自己对《圣经》的理解，这毫无疑问促使人们重新信任理性。因此，18世纪的德国诞生了新的精英阶级，不分等级，亦不问出身。强调实践、相信天赋提升的可能性，这些理念扩展至初等、中等普及教育中，尤其是在普鲁士，不过这并不是为了推翻当时的社会秩序。无法确定的是，虔敬主义提倡重视内心世界，是否导致了人们对政治越来越不关心。个人对宗教事务的关心程度和对世俗政治的参与程度都取决于其个人境况和性格。谁也不会责怪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缺乏政治热忱。

当一些邦国依旧无法容忍宗教少数派时，另一些邦国则渐渐展现出有限度的宽容。这种宽容多半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原因，而非经过对道德正确性的理性思考。三十年战争后，出于人口和经济增长的考虑，普鲁士敞开大门，欢迎对自己有利的宗教少数派进入邦国繁衍生息。例如，1685年南特敕令废除后，被驱逐出法国的胡格诺教派大约有30万人，而留在勃兰登堡—普鲁士的有2万人左右，因此柏林也存有法国文化的痕迹。1731年，约2万名新教徒从萨尔茨堡逃往北部，门诺派（Mennonites）、青岑多夫的弟兄会（Zinzendorf’s Brüdergemeine）等少数派教徒也在普鲁士定居下来。普鲁士的宗教信仰因此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其领主信仰加尔文教派，对不同的宗教信仰也相当宽容，这也是为什么领主能与早已奠基的路德国教教会和平相处的原因。

18世纪的德国，犹太人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从中世纪起，由于犹太教允许放高利贷，犹太人一直从事商业中介和货币借贷。他们聚居在几个有限的犹太人居住区，其中最大的在法兰克福。由于他们的穿着、相貌、宗教信仰和习俗都十分独特，加上他们特殊而又容易令人憎恶的商业角色，犹太人总是成为迫害的对象。人们甚至以为犹太人在仪式上会杀死小男孩，而这仅仅基于1476年特伦托的西蒙之死的故事。这种偏见引发了16世纪对犹太人的“报复性”攻击，人们甚至把它刻在了法兰克福的大门石头上，用以警示后人。18世纪，犹太人开始采取新的规章，在某些领域获得了新的地位，境况也得到了一些改善。专制主义加剧的邦国发现犹太人的资金和金融经验对其十分有利，尤其是那些对邦国的发展和经济管理感兴趣的领主。许多犹太家族在实业和银行业的影响举足轻重。还有特殊的“宫廷犹太人”，他们在各项事务上为宫廷诸侯提供服务，其中包括符腾堡公爵卡尔·亚历山大（Karl Alexander）手下的许斯·奥本海默（Süss Oppenheimer）。纳粹后来拍了一部疯狂的反犹电影《犹太人许斯》（JudSüss）来影射他。大多数犹太人只是小商贩，他们的法律地位差异较大，但在某些地区有所改善。约瑟夫二世于1781年在奥地利颁布的宽容敕令让大多数的非天主教徒可以私下进行宗教活动。1782—1783年，几位诸侯颁布的一系列法令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