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德国形成。在这一方面，人们常常将符腾堡与英格兰进行比较。符腾堡连续几任公爵都没能成功实行专制统治，背后是有原因的。首先，贵族在1514年都选择退出了公爵领地（他们更想成为独立的帝国骑士），因此领主就失去了贵族阶层可能提供的支持。其次，农村和城市的利益互相交织，农民相对独立，同时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在某些方面有地方自治的传统，比如农村法庭。和勃兰登堡—普鲁士不同，符腾堡是个小巧紧凑的邦国，只有一级议会和庄园，教堂、农村和城市代表开会时都坐在一起。18世纪公爵改信天主教后，本土意识和身份认同高涨，认为应当保护“可靠的旧法”（good old law），以及传统的路德教派信仰。另外，在宗教改革后，教会成功地保住了大量财产，拥有整个邦国大约1/3的财富。相应地，领主们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没有受益，更无法控制在经济和政治上都相对独立的宗教机构和神职人员了。基于这些背景，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符腾堡内对专制统治的反抗会比普鲁士内的要有效得多。不过，要真正划分庄园主与统治者的权力，仍然需要外来势力的支持，并在帝国层面上解决争议，即1770年的继承权协议（Erbvergleich）。

在其他领地中，虽然庄园并没有强大到可以获得联合统治者的地位，但“专制统治”实际上离专制还很远。在任何一个领地中，统治者都需要应付各方势力，在不同的政治架构和实际情况中，与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及职业群体（比如神职人员）进行合作或对抗。通常情况下，统治者真正的政策制定和执行都非常受限。鼎盛时期的宫廷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统治者唯一能够把控的政治舞台，而其他场合下的政策往往会被不同的利益集团左右。另一方面，较小的德意志邦国往往较少受到国际势力的影响，因此相对来说，更容易将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在国内事务上。18世纪的德意志邦国、宫廷和统治者之间差异巨大，一部分是由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的不同，另一部分是由于统治者的个性不同。三十年战争后，除了普鲁士外，也有其他中等规模的德意志领地成为较强的邦国，其中包括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然而，这两个邦国都没能像普鲁士那样继续扩张并获得巨大的成功。这三者的差异是十分复杂的。首先，三个邦国在社会结构、战后经济恢复、行政机构，以及庄园主和统治者间的关系上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其次，毫无疑问，三个邦国在统治者的志向和天资、创造和抓住机会的能力，以及在特定限制下行事的能力都有重大的差异。此外，普鲁士军事力量的崛起是独一无二的。虽然许多统治者喜欢拥有军队，由此可以自豪地展示军队，到处进军，甚至有一些沉溺于唯利是图的雇用军事活动，比如黑森这个“佣兵邦国”，让许多士兵到美国独立战争的战场上去送死，但是由于帝国本身有军事保护，使得大多数德意志邦国在军事上的投入毫无必要。

宗教、文化和启蒙运动

1648年至1815年间，德意志社会和文化发生了长期、缓慢的巨变，影响深远。好战、独立的封建贵族成了以宫廷为中心（就算仍然好战）的贵族阶层；同时，受过教育的新兴中产阶级的数量增长，他们通常担任公务员和低级宫廷官员的职务。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教育，掌握了基本的读写能力，人们开始探索新的思考和探寻方式。基督教信仰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引发战争的缘由，并且失去了在文化精神领域的领导地位。经文作为历史文本解读，其绝对的权威也受到了质疑。新的宗教流派更注重内心世界，同时，实践理性主义也开始发展，人们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看法不断变化。而不管有多少陈腔滥调认为德意志人民不关心政治，德国启蒙运动还是使地方的行政管理变得更加务实了。18世纪晚期，德国掀起了文学复兴，德语发展成为文学语言，辞藻变得极为丰富。18世纪的德国在古典音乐上的成就也是惊人的。不管18世纪的德国是否是个政治上落后的国家，都不可否认它在文化上的活力，而这也是由德意志当时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所催生和促进的。

图17 巴伐利亚南部贝内迪克特博伊埃尔恩（Benediktbeuern）修道院的祭坛。摄影：哈里特·C.威尔逊（Harriett C. Wilson）。

17世纪晚期是德国巴洛克盛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南部的天主教邦国，那里竖立着宏伟的巴洛克教堂和修道院，代表了教会的精神和世俗权力。从慕尼黑的铁阿提纳教堂（Theatinerkirche）的设计中看到，这一时期建筑风格深受意大利的影响。同样，教堂设计与宫廷风格的艺术也密不可分，后来被更为轻快、世俗的洛可可风格所取代。正统的路德教派在三十年战争后发展成更为压抑的经院哲学，丝毫没有天主教派在措辞上的细致和愉悦。

17世纪末至18世纪，新教和天主教正统教派都遭到了一些教派的反对。詹森主义是罗马天主教的改革运动，旨在废除天主教内部的一些所谓“迷信”因素，但并未获得长期的成功（经常遭到指责的图像崇拜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尤其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