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吹嘘，当时各方都不是很乐意，包括诸侯们和新皇帝自己，因为俾斯麦并不是怀着爱国主义的热情想要统一德国，他所谋求的只是普鲁士势力的成功扩张。

第二帝国的宪法写得十分清楚。这是个联邦帝国，构成帝国的邦国保留自己的国王和对内部事务的极大权力，但外交政策和战争则是帝国层面的事务。其政治结构实际上呈三层金字塔形。底层是帝国议会（Reichstag），由成年男性通过无记名公投选出。虽然表面看起来非常民主，但议员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实权，只能对政治发表自己的意见。由于议员没有酬劳，没有收入来源的人很难在议会中获得席位。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的那样，任何想要行使实权的人都会鄙视议会。虽然帝国议会有否决权，但立法是由联邦议会（Bundesrat）起草的。联邦议会是帝国政治体系的中间层，由不同邦国的代表团组成。作为最大的邦国，普鲁士在联邦议会享有否决权，它的影响力极大，可以终止任何对普鲁士不利的措施或宪法的修改案。权力真正集中在了金字塔尖的皇帝、宰相、内阁大臣、高级官员和军队的将领等少数人手里。名义上，皇帝或宰相（由两人的个性而定）拥有很大的权力，但一旦出现权力真空即皇帝和宰相都很弱时，就会导致官僚统治。军队也不是完全对议会负责的。起初，战争大臣的部分事务对帝国议会负责，但普鲁士的战争大臣在最大的普鲁士军队的事务上并不对帝国议会负责。1883年，帝国议会失去了对军队预算的控制，也就丧失了对军事事务仅有的发言权。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很久之后，军队在德意志政治中一直扮演着非常模糊，但具最终毁灭性的角色。

俾斯麦创立了这部宪法来保障他自己和普鲁士的权力，但实际上，他并没有那么忠于这部宪法。后来，当宪法似乎不再能满足他的需要时，他甚至想要废弃它。回过头看，德国统一背后举足轻重的俾斯麦可以说是为德国的未来留下了一份引发重重问题的遗产。

[1]原文为Allemeine Deutsche Arbeiterverein，此处应为All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译者注

俾斯麦任期内的德国

第二帝国经济一开始经历了一段活跃期，投机交易迅速增长，新公司和大型企业相继成立，铁路建设和其他建筑工程也呈大幅增长趋势。1871年的货币改革，再加上法国迅速赔款带来的金钱，使大量纸币进入了流通领域。1873年，所谓的创建者时期（Gründerzeit）的泡沫破裂，信用全面瘫痪，德意志陷入了经济危机。1873年以后，在鲁道夫·冯·德尔布吕克（Rudolf von Delbrück）的影响下，自由派支持的早期自由贸易政策被否决，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经济大萧条使许多德意志人的经济条件每况愈下。外国的谷物和工业产品价格低廉，对国内生产形成了威胁，工业家和地主开始支持收取进口税。1879年，政府设置了关税并提高了间接税，巩固了贸易保护主义。自由派越来越分裂。从19世纪80年代起，农业和工业利益的保守联盟逐渐发展，虽然中途也有矛盾和分歧，但直到20世纪早期，一直是德意志帝国的主导力量。

1873年的经济崩溃也引发了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的抬头。德国有普遍仇视犹太人的传统，他们诽谤东方犹太人是“劣等民族”。但由于19世纪的融合，一些犹太人在德国社会已经身居高位。银行业中有许多犹太家族，俾斯麦自己的银行家布雷施劳德（Bleichr?der）就是犹太人，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等也闻名全世界。大银行在1873年的经济危机中幸存了下来，开启了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因此，那些在经济危机中损失较大的小企业和中下层阶级就特别憎恨犹太人。另外，一些著名学者也是反犹主义者，如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冯·特赖奇克教授（Professor von Treitschke）。这给反犹主义增添了一抹学术色彩。这种观点也不是德国人才有，当时英国和法国的种族理论家也持这种观点。但这些发展为后来更为致命的政治反犹主义做了铺垫。

19世纪70年代末对自由主义的背离与所谓文化斗争（Kulturkampf，大致意思是为文化而斗争，反对迷信）的决心有关。一系列的因素促使俾斯麦对天主教会发起了一场错误的抗争。1870年召开的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Vatican Council）宣布，教皇永远无谬误。德意志天主教徒之间的纷争导致政府卷入了教会事务，与政治无关的因素很快使形势恶化。之前的“小德意志”将奥地利排除在外，在邦联内占主导地位的是新教，1870年12月建立的天主教中央党（Catholic Centre Party）就是当时为保护天主教徒的利益而成立的。对俾斯麦来说，中央党是在保护帝国的敌人。中央党对教皇的支持更让人们认为，它的忠诚基本不属于德国。另外，天主教会在波兰的活动似乎增强了波兰的民族主义，并使帝国东部领地的局势变得十分不稳定。俾斯麦声称，外部的敌人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