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7月，贝特曼·霍尔维格政府下台，取而代之的是鲁登道夫·兴登堡（Ludendorff Hindenburg）领导的军事独裁政府（虽然在仓促的换届中还保留了两名文职大臣）。德国大众对战争感到越来越疲乏，帝国议会中也渐渐提出了支持和平的联合政府（预示着后来的魏玛联合政府），但一些德国人仍然怀着兼并主义的想法。1917年夏，右翼的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成立，它支持军队的领导。这个右翼的民族主义党派的其中一名成员是安东·德莱克斯勒（Anton Drexler），后来是德国工人党（DAP）的领导。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Nazi, NSDAP）的前身。民族主义者希望将对战争的批评转化为反犹主义情绪，他们声称战争之所以旷日持久，是因为犹太人还没从中挣够钱。（后来，他们又认为军队在国外是无法被战胜的，而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在背后捅了一刀”，从内部瓦解了德国。）尽管在1917末至1918年初，战争有可能和平结束，但德国最高统帅和兼并主义者还是选择实行权欲熏心的计划，认为若要解决国内问题、镇压社会主义，就要对外征战。1918年3月的《布列斯特和约》（Peace Treaty of Brest-Litovsk）是刚完成革命的俄国被迫签署的，它进一步增强了德国兼并主义者的信心。然而，到1918年夏，即使是最有偏见的德国将领也必须承认，战争失败了。

政府担心国内会爆发最后一次“从上至下的革命”，因此采取措施预先加以制止。军队将领导权移交至文职官员。为了符合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的“十四点和平原则”（Fourteen Points），政府开始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希望到时能签署更为仁慈的和平条约。然而，正如本书下一章要讲述的内容，战后短短几个月内，自下而上的革命爆发了。1918年11月，德意志帝国倒台，第一个德意志议会制共和国成立。

对德意志帝国的评价不应该一边倒。老一辈的德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对德国的统一和历史上帝国的伟大时刻欢呼雀跃，但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却也的确充满了矛盾和紧张。在普鲁士主导的小德意志中，国内政治摇摆不定，从一个承诺转眼跳到了另一个，没有对重要事件的长期规划，比如帮助工人阶级和平地融入工业化前的精英阶级主导的快速工业化的社会。读者不用认同带有目的论和进化论观点的“迟来的国家”或者“德国历史的特殊性”（Sonderweg），就能够意识到德意志帝国不同阶级的利益并没有取得平衡。但其后继者魏玛共和国也没有比它更成功。在民主议会制的框架下，德国没有解决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矛盾，这也就为采取更激进的做法铺平了道路。旧的精英阶层退位，将权力移交给了希特勒和纳粹党，希望煽动性的群众运动在拉拢大众的同时由精英阶层控制。然而，不幸的是，随着矛盾的升级，这最后一次转变却是最为致命的。

第六章 民主与独裁（1918—1945年）

1918年11月，德国建立了议会共和制。国民议会在魏玛召开，制定了宪法，魏玛共和国（The Weimar Republic）的名字由此而来。共和国拥有先进的政治制度，其中包括先进的福利体制，并作出了一系列的让步。然而，它是在战败后的废墟和接近内战的背景下诞生的。严酷的和约和不稳定的经济状况都阻碍了共和国的发展，使它不断地遭到左翼和右翼的攻击，因为大多数德国人都反对民主政体。共和国在创立14年后，走到了尽头。按照宪法章程上台的总理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政权之一。魏玛民主政权这一灾难性的结局让共和国的整个历程都不可避免地蒙上了阴影：从长远的视角看，不管对德国历史进行怎样的解读，都只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寻找导致希特勒掌权的起因。有些学者提出，魏玛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有问题；另一些学者则认为，1932—1933年最后几个月的一些个人错误和决定，或是1929年以后经济萧条带来的影响，才是问题的重点。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个人的影响是主要因素，而另一些则重点研究在共和国气数将尽时，政治人物的决策过程受到了怎样的限制，以及一些结构性的限制因素。纳粹政权带来的后果如此可怕，而到底谁应该为希特勒的上台负责，史学家们还在继续热烈地讨论。

共和国初期的几年冲突不断，局势十分不稳定，但在1924—1928年形成了明显的稳定期。不过，1929—1933年的孱弱却不是华尔街金融危机带来的意外影响，而是深深植根于早前的发展趋势、弱点和压力。但这并不一定预先决定了共和国末期事件发展的确切轨迹，也无法保证最终结果就是希特勒上台。没有一个因素能够单独解释纳粹主义的兴起。比如希特勒的演讲才能，据说蛊惑了没有政治倾向的德意志人民，但光拿这个来解释希特勒上台的原因，就太有误导性了。魏玛共和国的兴衰史是极其复杂的，多重因素在特定历史情景下的发展才形成了最终的结果。这种复杂虽然使事情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