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后的稳定期，社会政策有所扩张，其中包括社会住房建设和1927年《失业保险法》的颁布。然而，这一时期的历史并不完全是工业关系和社会政策的进步。1923年，危机发生后，雇主开始背弃一些协议，其中包括8小时工作制。“中央工作组”解体，德国主要的贸易工会即全德工会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 ADGB）的官员于1924年1月辞职。1923年起，工会开始流失成员和资金，渐渐失去权力和人们的信任。弱小的工会对威胁十分警觉，在有争议的情况下，总是依赖政府的介入以胁迫雇主。不过，雇主也同样警觉，他们从1923年起猛烈抨击维持妥协政策的魏玛体制，这最后成了共和国垮台的重要因素。从1928年鲁尔钢铁罢工事件可以看出，工业家越来越想要摆脱福利国家的介入。另外，即使在共和国的这些“好年份”（good years）中，德国经济也极大地依赖美国的短期贷款和投资，如果美国发生经济衰退，那么德国经济也会跟着衰退。

尽管魏玛共和国从1924年起明显地进入了稳定期，许多人还是没有真正认可新的政治体制。艾伯特于1925年突然离世，年老的民族主义军事英雄—陆军元帅兴登堡当选新任总统。这表明了国内对德意志帝国时代的广泛呼声。从1925—1926年起，兴登堡和1926年起实际领导军队的库尔特·冯·施莱歇（Kurt von Schleicher）将军一起积极想出了许多计划，希望政府朝右翼的专制政体发展，摆脱议会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另外，政党政府的形式遇到了愈来愈多的阻碍。比例代表制以及众多小党派的存在意味着没有一个党派能够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大选。相反，主要党派的激进观点互相碰撞，极难形成能够顺利运作的联合政府。德国中央党、自由派的人民党和保守派的德国国家人民党虽然在国内政策上能够达成一致，但却无法在外交政策上保持一致。同样，虽然所谓的“大联合政府”，包括社民党、中央党和人民党（不包括德国国家人民党）能在外交政策上达成一致，却无法在国内事务上取得一致意见。这样，唯一的选项就只剩下建立少数派内阁，如果无法获得左派或右派的支持，政府就只能忍着了。在这种情况下，内阁的更替很快，总统频繁介入，政党政治和议会政府也失去了原本就没多少的支持和信任。

很难说，如果舆论环境更好一些，魏玛共和国是不是能坚持得更久，毕竟初始阶段的窘境、早期继承的烂摊子和自身社会政治基础的脆弱，已经让政府疲于应对。实际上，从1929年起，魏玛民主制就开始遭受各方的猛烈抨击，就算坚持下来，也已千疮百孔。而1930年过后，问题就成了民主制会以什么形式崩塌。

[1]又译：中央劳动共同体，即Zentral-Arbeits-Gemeinschaft, ZAG。——译者注

[2]即由雇员选举董事会的一半代表。——译者注

魏玛民主的垮台

早在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灾前，就已经有计划要逐步废除魏玛共和国的议会民主。但魏玛民主垮台的方式却受到了由世界大萧条引发的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在德意志造成了可怕的后果。社民党在1928年的大选中胜出，紧接着社民党总理赫尔曼·米勒（Hermann Müller）领导建立了“联合政府”。尽管社民党内部一开始在战列舰的拨款以及杨格计划的实施问题上有分歧，不过，最终还是成功解除了危机。但华尔街股灾的后果却特别严重，因为德国经济一直依赖外国的短期贷款，现在这些贷款却被迅速撤走。失业人口急剧上升，从1929年9月的130万人上升到1930年9月的300多万，最后在1933年初超过了600万，占总劳动人口的1/3。由于官方数据会低估实际情况，再加上很多是临时工作，因此大约半数的德国家庭都受到了经济萧条的影响。更多的人因害怕金融灾难的发生而几乎要崩溃。这些情况产生了许多后果。失业人口不断上升，工作人口不断下降，后者已经不能支撑前者，因此，1927年法令中规定的失业保险自然就无法发放。米勒政府在此问题上陷入了僵局，并最终倒台。人们也未能在其他备选计划上达成一致，工会、雇员和不同党派人士的意见各不相同，各方固执的程度也不一样。1930年3月，政府放弃寻求议会的党派政治支持，转而成立了第一届总统内阁，民主成了无关痛痒的因素。

1930年的布吕宁（Brüning）内阁早在1929年就有组阁的打算，作为将权力从议会转移至旧的精英阶层（包括军队、官僚和经济精英）的策略，政体为总统制的集权主义。1930年后，《宪法》第48条时常用于颁布紧急法令，议会开会和立法逐渐减少。布吕宁实施通货紧缩政策，还想履行赔款义务，这就导致了德国的财政和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布吕宁希望对赔款方式进行彻底的修改，虽然导致了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民受苦，但他最终做到了。胡佛发表了《延债宣言》（Moratorium），赔偿支付于1932年结束。但同时，国内脆弱的政治环境还在经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