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的讨论进入了白热化阶段。1929年8月，为应对国内右翼的强烈反对呼声，开始实施杨格计划（the Young Plan），设定了新的赔款数额，每年的平均数额比道威斯计划还要低；协约国取消对德国的管制，1930年6月莱茵兰也将清空所有的军事占领，这比德国人从《凡尔赛条约》中预期的要早5年。在施特雷泽曼任职期间，德国外交似乎获得了许多进展：鲁尔区的外国军队撤出；莱茵兰军事管制取消；德国与邻国邦交正常化；德国加入国际联盟；更容易达成的赔款计划；甚至以和平手段追求修正主义的目的，进而为修改德国东部边界留下余地。

在文化领域，魏玛时期见证了德国在知识上的蓬勃发展以及艺术上的创造。“魏玛文化”产生的影响超越了其所在的时空。在自然科学领域，心理学、心理分析及社会学理论学者讨论、提出了新的思想。在建筑领域，沃尔特·格罗佩斯创立了包豪斯设计学院，创造出兼具美学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建筑、室内设计和家具风格，流行了大半个世纪。在音乐领域，勋伯格（Sch?nberg）的创新作品世界闻名，同时，美国的“颓废”爵士乐也在一些圈子中流行，但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在散文与诗歌创作领域，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HeinrichMann）、埃利希·克斯特纳（Erich K?stner）、莱纳·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ke)、斯特凡·乔治(Stefan Geoge)等人的作品被列入经典。戏剧方面，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杰作频出，尤其是当他与作曲家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进行合作时。现代艺术领域也有一些重要的活动，其中的流派有“蓝骑士”（Der blaue Reiter）、“桥社”（Die Brücke）、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立体派和未来主义等。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利用不同的方式和媒介，分析、揭露、评论自己所处的社会，从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blin）对魏玛柏林晚期暴力的现实主义的刻画，到格奥尔格·格罗斯（Georg Grosz）、克特·珂勒惠支（K?the Kollwitz）等人的作品对魏玛社会的夸张描述，或是约翰·哈特菲尔德（John Heartfield）的海报和海因里希·齐勒（Heinrich Zille）关于柏林底层社会的漫画。20世纪20年代还是大众文化扩张和商业化的时代，电影院开了一家又一家，在1929年有声放映机出现之前，一直放映无声电影。收音机也逐渐普及。直到1932年，帕彭（Franz von Papen）将收音机用作政治用途，为后来的纳粹对媒体的利用打下了基础。对纳粹来说，媒体是政治宣传的手段。尽管很多（但并不是所有）“趣味高雅”（high-brow）的文化在政治上明显左倾，但更为大众化的文化仍然是民族主义的，比如一些没有《西线无战事》那样有名的战争片，对这种大众文化最恰当的称呼可能是德语的Kitsch（庸俗的艺术品）。有人认为魏玛时期的德意志文化和生活是堕落的，道德观似乎变得宽松了。女人们的新发型短短的，带着男孩子气；人们抽烟，还开始使用避孕药物和用具。保守派，尤其是新教组织，带着敌意激烈地批评这种现象。也有天主教教区对此感到不满。左派则无情地抨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同情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对“魏玛文化”中创造力的爆炸性增长，唯一合理的推论就是，其中的极少部分在理论上有益于共和国的存续。左派抨击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不公，右派则不满现代大众民主所带来的堕落和社会道德的下滑。托马斯·曼是个孤独的例外，但也很晚才表示放弃自己在1918年的“无政治倾向”的保守主义，转而支持共和国。不过，必须承认的是，虽然魏玛时期的德意志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成就斐然，但对魏玛文化的影响却众说纷纭，政治上的意义也十分含糊。

图27 在巴伐利亚的巴特·特尔茨（Bad T?lz）举行的一场农民婚礼。这些农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与后来所称的“魏玛文化”相去甚远。出处：Deutschland Bild-Heft Nr. 117: ‘Bad T?lz und das Land im Isar-Winkel’（Berlin-Tempelhof: Universum- Verlagsanstalt, c. 1933）。

另一方面，魏玛共和国达成的妥协也是模糊的，这最后也成了致命的。这就是魏玛共和国早期于1918年11月所达成的社会妥协，在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革命年代，雇主对工会代表作出了妥协。双方在工资、工作条件、8小时工作制等方面达成了协议，工会和雇主以“中央工作组”[1]的集团主义形式进行合作，必要的时候政府作为仲裁人介入。1920年颁布的《企业代表会法》（Works Council Act）为德国后来的共同决定[2]传统打下了基础。20世纪20年代晚期，人们开始讨论经济民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