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党派的支持。到1948年，苏联占领区所有的党派都被“协调一致”，并由统一社会党牢牢控制。

同时，苏联占领区也发生着激烈的社会经济变革。土地改革开展得最早，所有大于100公顷的大型农业庄园，以及之前属于纳粹党的庄园均被没收，重新分配给小农、没有土地的劳工以及从东部来的难民，剩下一部分则属于国家。矿业和银行业等大型产业国有化，这也让小型的私营企业苦不堪言，他们被渐渐地淘汰出局。这些措施的合法性来自于方方面面：纳粹和战犯的所有财产均遭没收，其合法性不证自明；广泛流传的一种说法是，正是“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社会经济体制让纳粹主义崛起，因此去纳粹化就必须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造；萨克森还举行了全民公投，大多数人支持某些国有化措施，这些措施后来也在其他地区得以推行。同时，苏联也从自己的占领区抽出了大量的战争赔款。一开始，他们直接将机器和存货运往苏联。后来，由于这一方法效率低下，于是他们直接把苏联占领区的一些公司，比如一些苏德合资公司（SAG），变成苏联所有，并占有了这些公司的利润。至1949年，苏联占领区已经经历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在共产主义的控制下，历史上显赫的容克阶级和大资本家完全失去了他们的物质基础，经济和农业的激进改革也正在进行。而共产主义主导的统一社会党，在驻德苏联军事管理委员会的支持下，主导了占领区的政治。

苏联占领区的去纳粹化较为激进，相比较而言，不管是在结构改革还是人员调整上，西部占领区的去纳粹化都带有烦冗的官僚风格，效率较为低下，也造成了意外的结果。早期的惩罚性“集体过错”（collective guilt）政策很快发展为歧视性政策，虽然其根本目标究竟是让德国没有纳粹，还是让纳粹分子不再用纳粹主义来污染德国，这个问题永远也无法厘清。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去纳粹化的方法应该是惩罚纳粹分子，还是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他们将德国人分成五类，从“主犯”一直细分到“无罪者”，并以冗长的审问和答案作为判定基准，这个方法最终成为充斥着官僚主义的噩梦。德国人试着寻找借口，掩盖自己的过去，而非真诚大胆地面对自己与第三帝国狼狈为奸的程度。尽管人们有很多抱怨，说“大鱼”被放跑了，“小鱼苗”却遭受了不公平的惩罚，但总体来说， 除了主要的战犯，前纳粹党员大多还是渐渐融入了西德的生活。这些要犯一部分在纽伦堡审判中接受了裁决（同盟国联合审判），另一些人则更晚一些才受到惩处。虽然人们普遍对政治十分冷漠，而十分关心生存问题，但战后时期的主要政治党派还是在这一时期创立或重建了。社民党迅速改革，在库尔特·舒马彻（Kurt Schumacher）的领导下，强烈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活动。之前的中央党成员与新教徒一起加入了基督教民主联盟。这个党派在苏联和西部占领区都很常见，它还有个在巴伐利亚的姐妹党，叫做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简称基社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 CSU）。一些自由党派在不同地区创立，最后合并为全国的德国自由民主党（Free Democratic Party, FDP）。另外，还有很多小的党派，代表特定的地区、议题或选区（比如从失去的东部边疆来的难民）。当时主要的政治斗争发生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之间，后者在最初的时候较为强大。

虽然西部占领区没有采取任何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措施，但实际上，同盟国阻止了社会主义的提议，坚持让西德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同盟国还试图拆分一些资本集中较为严重的领域，给卡特尔集团施压。法国在抽取战争赔款的时候是最不留情的一个。早在1946年4月之前，英国就意识到该往自己的工业占领区内进口食品，以免面临饥荒的威胁。美国也很快赞同了英国的观点，认为应当重建，而非毁灭德国的经济。这不仅包括了本地人的粮食和住宅问题，还有大量从东部边疆涌入的难民和被流放者，他们有的是在战争行将结束的几个月里从红军那里逃过来的，或是在西德境内拖延许久，直到被战后的同盟国管理机构强行接收来的。许多难民历经艰辛，在长途跋涉后（老人、小孩和病弱的人可能无法幸存）来到德国的西部，希望能在这里安居、生存下来。这些难民的到来，造成了人口过多、物资短缺的局面，使本就艰难的战后环境变得更加恶劣。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强加的“民主”，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样，和国家战败、政治羞辱以及社会经济的混乱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甚至比1918年后的情况还要糟糕。而这次的民主制之所以后来能够更成功，和本书讨论的以下条件息息相关。

不管谁该为冷战负责，将德国分成两半都不是苏联单方面的主意。无论斯大林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态度如何，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甚至1952年以前，对德国问题的态度看起来是一直相当开放的。反而是西方政策的变化引发了1949年两个德国共和国的成立。从一开始，同盟国就对如何处置战后的德国产生了分歧，这些分歧不仅存在于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也存在于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