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都无法控制的程度。毫无疑问，很多人希望苏联开放的呼声可以影响东德，并产生实际的意义。东德领导层被激怒了，他们启用国家安全警察来武力镇压游行示威，镇压次数前所未有，此外还逼迫大量持异议者流浪他乡。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东德对异见的包容无疑是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但到了80年代，政治开始不稳定起来。教会对异见形成的影响，在1989年的革命方式和政治影响上得到了体现。但仅凭这些异见分子，是无法打破东德共产主义的枷锁的。

东德与西德的政治差别有多大呢？虽然东德人的确成了忠于共产党的民族，但政治取向的形式和西德有着显著的差别。很多东德人虽然在公共场合循规蹈矩，但在私人场合还是过着人们认为的“极其普通的生活”，家人、朋友、乡村田舍或土地组成了高斯（Gaus）所说的“利基社会”[2]。这种隐居用来应对干涉过多、要求太多的政府，和许多西德公民有权对政治采取的不关心态度完全是两回事。东德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专制主义，但毫无疑问更多的是为了应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而非纳粹时期和纳粹前德国留下的遗产。我们很难获知，东德的学校、工厂、政党或群众组织是如何进行民主讨论的，也很难知道他们处理矛盾的民主形式。但相似的，对生活各领域的组织管理防止了个人主义和创业精神的发展。不管是东德还是西德，对其“全国性”的政治文化的概括都是轻率的。不过，在两德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其政治态度还是有着显著的不同。20世纪80年代，许多东德人批评东德体制的运作和存在的不足，但并没有将西德的优越性当作前提。东西德政治体制的差异和两国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上的不同息息相关。这也是本书接下来要谈到的话题。

[1]Radikalenerlass，也称为Berufsverbot，意思是“就业禁令”，因为这就是激进分子所面临的后果。

[2]niche society，即小社会。——译者注

西德的经济与社会

对20世纪80年代的任何一个普通的观察家来说，东西德最明显的差异就在于人民的生活水平。西德是一个繁荣、西化、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社会。时髦的轿车保养得很好，“嗖”地一下穿过了高速公路；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叫嚷着“森林要消失了”，但西德总体的环境还是很干净，而且物产丰富。相反，东德单调、灰暗的环境令游客震惊。褐煤制造的烟雾污染了空气；又小又破的汽车在坑坑洼洼、布满鹅卵石的公路上颠簸（除了西德到西柏林的高速公路还保养得很好）；房子破破烂烂；商店里可供挑选的商品有限并且质量低劣。不过，这些表面现象在反映现实的同时，也掩盖了更深层的现实和更复杂的真相。

实际上，东德也经历了西德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经历的所谓“经济奇迹”。西德的情况众所周知。从1948年货币改革前开始，在马歇尔计划对心理和物质的双重激励下，德国经济快速起飞，并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了惊人的发展速度。由于难民的涌入和战俘的归国，50年代初期的失业率相当高（大约8%），但50年代末形势发生了逆转，反而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同时，经济增速也逐渐放缓，西德经济在60年代基本和其他西方工业国家持平。1966—1967年，西德遭遇了短期的经济衰退，但大联合政府的经济政策成功地应对了危机。由于极度依赖贸易和石油进口，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危机，以及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济衰落都对西德产生了影响。比起前几个十年，80年代西德经济可能有些停滞，失业率高达8%—10%，经济增长率只有2%—3%，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许多德国人最担心的通货膨胀率在80年代却是全欧洲最低的。

战后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和方式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在保守派政府的领导下，前经济学教授、阿登纳的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制定了以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为理论支持的经济政策。他认为，国家应当保证或提供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但必须克制自己，不要过多地干预经济，尽量让市场发挥作用。“社会”这一限定词就意味着政府必须提供条件，保护社会最弱小的成员不被脱缰的市场的毁灭性力量所伤。艾哈德想要抛弃纳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传统，这是可以理解的。许多批评家认为，西德经济既不“市场”也不“社会”。政府不可避免地采取各种方式干预引导经济，还自己当上了大雇主。尽管同盟国试图拆分大公司，并采取措施应对卡特尔集团，但自由市场的运作又推动了德国经济的集中趋势。去卡特尔化在西德遇到了如潮的反对意见，艾哈德的第一个法案没有通过，最后通过的1957年版本掺水太多，漏洞太多，导致西德工业的集中趋势只增不减。另外，20世纪50年代的政策还包括低税收、高利息率和利润、小幅增加工人收入、国内信用紧缩以及鼓励投资等，这些政策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同时也拉大了贫富差距。政府的政策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以至于到了60年代，很大比例的财富掌握在社会上很少一部分人手中。这些政策的支持者认为，既然蛋糕在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