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看到儒家的代表人物叔孙通凭借礼教把一个乱无纲纪的朝廷整顿得井井有条时，他的态度变了，在秦始皇时代惶恐不安的儒生终于在汉武帝时期找到了用武之地。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终于被朝廷采纳，儒家一生主张的各种礼教，包括关于性和婚姻的礼教，便逐渐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东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班昭，是班彪之女，她的专著《女戒》，全书仅有两千多字，宣扬三从四德，书的主旨是‘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不可以违也；行违神祗，天则罚之。’意思是丈夫就是妻子的天，天是不可违抗的，也无法逃避，唯一的办法就是服从丈夫。班昭在重申《礼记》中提出的妇女‘三从’原则，又提出‘四德’，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以三从四德为核心的封建礼教，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不知扼杀多少中国妇女！它已经从根本上取消了中国女人独立的人格地位，《白虎通》中说，‘妇者服也，以礼屈从。’以义训，妇从女从帚，是拿着扫帚打扫卫生的女人。使女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沦为男人的奴隶。可是历代的统治者们却过着奢侈淫欲的生活，晋武帝司马炎宫中姬妾多达一万余人，他每晚都拿不定主意在哪里过夜，只好坐在羊拉的车上，任凭羊拉到什么地方，他就睡在什么地方。那些聪明的姬妾就用盐汁洒在自己居住的房前灌木丛中和草地上，引羊驻足。汉末北海太守孔融曾明确提出性的享乐性质，他认为孩子不过是父母性爱欢乐的产物，父母对孩子并没有什么缔造之恩，孩子对父母也没有什么必报之德。孩子与父母之间是一种自然的亲情关系，男女之间追求性爱是主要的，生孩子不过是性爱的附属品。在他看来，结婚与喝酒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有人把中国的魏晋称作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因为它的主调是人性的觉醒，遗憾的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没有带来更彻底的思想革命和辉煌的技术革命，而是昙花一现地停留在气度、文采和潇洒的表面，其结果人既没有彻底觉醒，性也没有彻底抒发。

　　苏菲说：“据说中国的后赵皇帝石虎在位期间，到处搜集美女，一次就搜集3万多人，兵丁挨家挨户搜捕美女，抗拒者当场处决。前秦皇帝符生，瞎了左眼，他命令宫女与其他男人性交，自己率领群臣在一旁观看，还命令宫女与山羊性交。刘宋皇帝刘子业把所有王妃、公主召到皇宫，命令他的手下轮流奸淫她们，他在旁边观看。他还让宫女们脱得一丝不挂，在宫院中裸奔游戏。”

　　金炽说：“这些属于施虐狂，中国历代只允许男人休妻，到南北朝时期才有离婚之说，唐朝不仅在士大夫之中，在民间也多有离婚现象。唐代被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称为有情之天下，人情、性情和爱情发挥极致，性爱是人情之极致，唐代是古代中华民族辉煌的年代，社会的性强制体现出更多的人情味。唐玄宗李隆基虽然通过巧妙的手段霸占了自己儿子寿王的妃子杨玉环，但两个人确是情感真挚，成为千古的爱情悲剧。唐代的女皇武则天拥有的面首张宗昌、张易之等人，虽然比起男性皇帝占有宫妃是小巫见大巫，但她彻底颠倒了男尊女卑的社会秩序，公开地使男性成为自己欺辱和玩弄的对象。”

　　苏菲说：“我听说唐代的娼妓业也很繁盛，长安、扬州、杭州、成都等都是纸醉金迷、依香偎玉的场所，文人也不乏风流韵事，散发着一种开放、进取、自信的时代气息，唐代是一个大胆吸取外来文化而又善于消化吸收的朝代，充溢着‘金屋妆成娇待夜，玉楼宴罢醉和春’的娇媚风情。敦煌壁画中那些美丽动人的裸体飞天，就是中国艺术中美与性的结晶，宋帝国一建立就是呈现高度疲惫的神态，它不像唐王朝生龙活虎般使地动山摇，可一进入宋朝，便觉得惶惶不可终日，不堪一击。一种虚弱、卑琐、狡诈、不自信的情绪和氛围弥漫开来，最终导致宋理学出现，使中国的性控制在北宋晚期开始了一个惊人的转折。”

　　金炽说：“说得对，词人柳永所唱：‘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旧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凭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青青都一饷。恳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本来宋代明令禁止官吏狎妓，但是根本难以实施。从皇帝到宰臣，以至下层小吏，宋代的治游之风甚于唐代。连北京一些著名文人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黄庭坚等都与美妓有颇多风流史，并且写出不少充满艳情的诗词。宋徽宗赵佶喜爱名妓李师师，他突临东京妓院，正巧名士周邦彦也在狎妓，只得匿于床下。周邦彦把宋徽宗和李师师的风流韵事写成《少年游》词歌唱，触怒了宋徽宗；周邦彦差一点被放逐。这时，程颐、程颢，朱熹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出现，把女人的贞操提到最严厉的程度，主张女人‘从一而终’，程颐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婚前贞操、婚后妇道等问题严峻。明代城市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不可遏制地孕育着新文明的机因，这种机因又巧妙地作用着思想、文化和艺术，开始与儒家礼教的殊死抗争。透过文学名著‘三言’、‘两拍’、《金瓶梅》等，可以看出世风的开放，婚前的密约偷情，婚后的红杏出墙，孀妇的妩媚风流，僧尼的情场惯战，至于青楼狎妓、酒肆调情，更是举不胜举。房中术公开问世，春宫画应运而生。清朝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