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的人们；他们去“圣父”流动售货亭吃了饭，饭后，卷上支烟卷儿，在路边石上安顿下来，就好像那是件邓肯·法伊夫（Duncan Phyfe（1768－1845），美国家具设计师，新古典风格的代表。）式家具似的。女人们穿着高跟鞋咯噔咯噔地走在人行道上，有时候，她们瞥一眼那些树，看看那纯粹、柔和但又很平静的光是从何而来的，这使得她们有时在人行道的坑洞上磕绊一下。M11和M2轰隆隆的声音隐隐约约的，很遥远；帕卡德也是如此。就连那些一向喜欢喧哗的福特汽车也安静下来，没有人想要按喇叭，也没有人要从驾驶座位上探出身去羞辱某个花了太长时间过马路的人。那甜蜜的一天令人们心醉，让他们有兴致对一个穿着亮闪闪的黑色高跟鞋、在坑洞上绊了脚的女人大喊：“跟我回家吧！我什么都给你！”

楼顶上的年轻人改变了吹奏的旋律；他们把吹口卸下来，给它通通气，摆弄摆弄；等过一会儿他们再把吹口插上、鼓着腮帮子拼命吹起来的时候，那音调就仿佛当天的天光，纯粹，平静，还有点亲切。他们照那样子一吹，会让你觉得一切都得到了宽恕。吹双簧管有点费事，因为铜管切得太精细了，吹出来的不是他们素来喜欢吹的那副下流腔调，而是又高亢又悠扬，宛如一个坐在小溪旁的姑娘，将脚踝浸在沁凉的溪水里，在唱着歌儿打发时光。那些吹管的年轻人可能从没见过这样一个姑娘，或是这样一条小溪，可是那一天他们把她造了出来。在楼顶上。有些是在254号楼顶，那上面没有护栏；有一个是在131号顶上，就是带苹果绿水箱的那座；还有人在它旁边的133号上面，那儿摆着一个个种有番茄秧的猪油罐头瓶，还有一张晚上睡觉用的草垫子。一来是为了纳凉，二来是为了躲蚊子，它们要么是飞不了那么高，要么就是不愿意离开路灯附近脖子上的嫩肉。所以从莱诺克斯大道到圣尼古拉斯大道，穿过135街、列克星敦大道，从康文特大道到第八大道，我都听得见男人们用他们那枫糖般的心演奏着，在四百岁的大树身上割口子，让音乐流出来，流下树干，浪费掉，因为他们并没有一只桶来接它，也不想要什么桶。那天，他们就想让它那样流淌，要缓要急，都随它便，只要它是自由自在地从树上流下来，情不自禁地要放弃。

那一天年轻人吹管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对自己很有把握，认为自己当然是神圣的，高高地站在楼顶上面，先是彼此面对面，不过当他们明显地打败了双簧管时，他们便扭过身去背对他们，将那些号角径直举了起来，加入到那同样纯粹、平静、有点亲切的光芒中去。

这一天不该毁掉一个人的，本来已经像块廉价玻璃一样裂开的生活，可是维奥莱特，唉，你得了解维奥莱特才行。她以为她只需要喝下加满了“狄医生益气增肥大补粉”的奶昔、吃猪肉，就会增加足够的体重，把裙子后摆撑起来。在这样一个和煦的日子里，她通常是穿上外套的，以免走路的时候让路边的男人满心同情地摇头。可是这一天，在这个又亲切又美丽的日子，她不在乎她失去的屁股了；她走出门，抱着胳膊站在门口，长统袜向下卷到了脚腕上。她本来一直在听那音乐，音乐里渗透着乔的啜泣，现在他哭得轻些了。也许是因为她把多卡丝的相片还给了爱丽丝·曼弗雷德。可那张相片摆过的地方是真实的。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她站在门口、将自己的屁股置之度外的时候，轻易地相信了那登上楼梯、向她走来的就是另一个活生生的多卡丝，带着四道波浪卷发之类的。

她胳膊下面夹着一张“正点”唱片，手里拿着半磅粉色裹肉纸包着的炖用生肉，可是太阳这么毒，不该拿着肉在街上晃荡。她要是不赶紧，肉就会变质——不等她放到炉子上自己就熟了。

懒丫头。她手上满满当当的，脑子里却没什么货色。

她让我紧张。

她让我纳闷，这样的好天气能不能持续一天以上。从蓝天里落到大街小巷的黑灰已经让我不安了。一层煤灰正积在窗台上，罩在窗玻璃上。现在她又来惹我心烦，让我一看到她那样在阳光里闲混，就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现在她爬上楼梯了，朝着“暴力”走过来。

“我妈妈还有我爸爸都住在塔克西多。我几乎见不到他们。我跟我奶奶住在一起，她说：‘费莉丝，他们不住在塔克西多；他们在那儿工作，跟我们住在一起。’就是这些话：住啊，工作呀。我每隔三个星期能见他们两天半，还有圣诞节一整天和复活节一整天。我数了。四十二天，要是你算上半天的话——可我不想算，因为那些个半天主要用来收拾行李和赶火车——再加上两个节日，一共是四十四天，可实际上只有三十四天，因为半天不该算在内。一年一共三十四天。

“他们一回家就亲我、送我东西，我的蛋白石戒指也是他们送的，可他们真想做的事是出去跳舞（我妈妈）或者睡觉（我爸爸）。星期天他们去教堂，可我妈妈仍旧感到难过，因为所有那些她该在教堂里做的事情——吃晚餐、开会、为主日学校聚会收拾地下室，以及葬礼过后接待来宾——她都得推掉，因为她在塔克西多有工作。所以她最想做的事，就是听‘圈子甲会社’的女人们说闲话，说说现在什么最时髦；她还想跳跳舞，玩玩惠斯特牌（桥牌的前身。）。

“我爸爸更喜欢穿上浴衣，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