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马驾战车的技能；书写的技能；计算的技能。

之前刘志已经在此基础上进行过一些改革尝试，将地理和历史单独成课，并对算学的比例进行了加重。

并将礼划给了启蒙学堂和中等学府，礼仪这门课程本就是越早越好，才能深入骨髓，成为行为习惯。

现在他想再次加大高等学府的改革，进行专科划分，他先找来翰林院掌院胡广征询了一下意见，但却遭到了激烈的反对。

刘志只得扩大征询范围，向几位当世名儒征求意见，其中包括了自己的老师马融，可无一例外地碰了壁。

这些人都是经学大家，誓死捍卫传统观念，认为刘志此举有悖儒家思想，十分危险。

搞得刘志十分恼火，最近几年来，他已经很少遇到如此挫败的时候，原以为潜移默化之下，大汉人的意识形态已经有了变化。

没想到这些卫道者们思想如此顽固不化，根本难以通融。

也是他自己太激进了，几百年的思想，怎么可能在几年之内就颠覆了呢。

看来只能另辟蹊径了。

表面上刘志放弃了这个计划，但他却在私下里筹谋，既然不能在太学和官学上动脑筋，就效仿医学院，开设单独的专业院校，也未尝不可。

什么专业最容易让士大夫们接受，而不会遭到反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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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征询了多位士人和官员的意见之后，刘志打算先开个农学院试试水。

毕竟，在封建思想中，农为国本，他们对农业技术的研究，更能够接受。

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儒生们从骨子里瞧不起商人和手工业者。

认为他们重利轻义，奸诈成性，为了追逐利益而放弃做人的基本准则，是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之一。

但每个名士心中，却都有个田园梦，能歌能赋，傲啸山林，是隐士的标配。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当仕途不顺或者理想无法舒展之时，躬耕于田垄之间，是他们最后的坚持。

所以刘志亲政之初，除了科举制度改革，就是编写，完善农官结构。

当时的尚书，如今的户部尚书杨秉，主持了这场大型编撰，朝廷上下难得一致支持，一片叫好声。

所以，他如今也从农业科技入手，阻力应该是最小的。

为此，他特地召来了杨秉，与之商量，杨家在大汉儒林的地位比较特殊，其祖父杨震曾经官至太尉。

他父亲当年是出了名的大家，更是个不折不扣的真隐士，一辈子住在山林中，从未出仕。

要知道，当时许多隐士都是沽名钓誉，用这种方式来增加自己的名声，以此来获得征辟出仕的筹码。

最常规的操作就是，先名扬天下，然后某大家向皇帝力荐，该隐士必须一再推辞，最后实在盛情难却，这才出山辅佐君王。

直到三国时期，还有许多名士走这条道路，最著名的就是诸葛亮了。

三顾茅庐，只是场常规的抬身价戏码罢了，一个摆出求贤若渴的仁主架势，另一个做出世外高人的风范，重要的就是双方的态度问题。

在这种潜规则之下，那些真正的隐士便显得弥足珍贵，也让人高山仰止。

因此杨家在整个东汉士林都声名显赫。

杨秉本人也躲在山中读书，直到四十岁才出山。

弘农杨氏是东汉时期第一个集齐四世三公的家族，三国时期那个聪明太过反误了卿卿性命的杨修，便是杨秉的孙子。

他本人刚正不阿，真实的历史上，在桓帝朝官至太尉，最出名的典故就是有个门生半夜行贿。

见杨秉严词拒绝，以为他是怕暴露了连累自己，便劝说无人能知，让他放心收受贿赂。

谁知杨秉却勃然大怒，“举头三尺有神明，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能说无人得知呢。”

可见杨秉其人的品德，的确是知行合一，不是沽名钓誉之徒。

邓演能和杨家结亲，也正是因为其品德得到了杨秉的肯定，完全就是认可了他本人，而不是冲着他的家世。

户部掌管着全国的农业生产，杨秉又主持过的编撰，可以说是商量此事的最佳人选。

“陛下想开设一个专门研究农业生产技术的学校？”

这个想法颇有些天马行空，真是闻所未闻。

“朕看自从面世之后，产量大有增长，但仍然觉得有许多提高的空间。

百姓们相互信息不通，再加上大多没有理论知识，所以朕才想兴建这样一所专门的农学院。

半是研究半是培养人材，一举两得。”

杨秉并未急着回答，低头寻思了一会儿，这才道：“确实可行，陛下有什么具体的打算么？”

见杨秉二话不说就表示了支持的立场，刘志也颇感欣慰，看来他没有看错人。

“朕打算将郊外皇庄腾出来，那里不仅房舍充足，还有大量可供实验的田地，以及最优秀的工匠和农人。”

陛下如此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私家园林，让杨秉很感动，一直以来，对于刘志的大多数政治措施，他都坚定不移地表达了支持。

只因为他觉得，刘志确实是个能为黎民百姓考虑的好君王，就冲这一点也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