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看着他，然后递了一盘大块白肉给他。

　　三人沉默地用着餐，风把薄窗吹得不断呻吟。

　　餐后甜点是煎饼，涂上果酱和巧克力的薄饼。身为一个在武科瓦尔长大的孩子，他从未吃过煎饼。

　　“再来一份，亲爱的赛格，”乔吉的父亲说，“今天是圣诞节。”

　　他看了看表，火车半小时后离站，是时候了。他清了清喉咙，放下餐巾，站了起来。“乔吉和我聊了很多以前我们在武科瓦尔认识的人，但有一个人我们没聊到。”他说。

　　“这样啊，”乔吉的父亲露出茫然的微笑，“这个人是谁，赛格？”然后微转过头，用一只眼睛看着他，仿佛察觉到什么，却又说不上来。

　　“这个人叫波波。”

　　他从乔吉父亲的眼神中看出他恍然大悟，也许他一直都在等待这一刻。他的声音回荡在四壁间。“当时你坐在吉普车上，为塞尔维亚军总司令指出了他，”他吞了口口水，“后来他死了。”

　　整个房间瞬间静止。乔吉的父亲放下餐具。“赛格，那是战争时期，大家都会死。”他镇静地说，几乎像是认命一般。

　　乔吉和父亲一动不动，看着他从腰带里拔出枪来，越过餐桌瞄准，扣下扳机。枪声短促冰冷。乔吉父亲的身体猛然抖动，椅子腿摩擦着地面，他低头望去，看见挂在胸前的餐巾上多出一个洞。接着，餐巾仿佛被那个洞吸了进去，鲜血蔓延开来，在白餐巾上开出一朵红花。

　　“看着我。”他命令道。乔吉的父亲下意识地抬起了头。

　　第二枪在他额头上打出一个小黑洞，他头往前倾，咚的一声撞上桌上的煎饼。

　　他转头朝乔吉望去，只见乔吉双目圆睁，张口结舌，脸颊上滑过一道红线。一秒钟后，他意识到那是煎饼溅出的果酱。他把枪插回腰带。

　　“赛格，你得把我也杀了。”

　　“我跟你无冤无仇。”他离开客厅，拿起挂在门边的外套。

　　乔吉跟了上去：“我会找你报仇的！如果你不杀我，我会找到你，杀了你！”

　　“你要怎么找到我，乔吉？”

　　“你逃不掉的，我知道你是谁。”

　　“是吗？你以为我是赛格·杜拉兹，可是赛格有一头红发，长得也比我高。乔吉，我跑得不快，但很高兴你没认出我来，这表示我可以饶你一命。”

　　他倾身向前，用力吻了吻乔吉的嘴巴，开门离去。

　　报纸上发布了这则命案的消息，但警方从未认真追查凶手。三个月后的一个星期日，他母亲说有个克罗地亚男子来找她帮忙，但男子囊中羞涩，只能勉强和家人凑出点钱。男子的弟弟在战争时期被一个塞尔维亚人折磨过，现在这个人就住在附近，而他听说有个叫小救赎者的可以帮忙。

　　老人的手被细卷烟烫到，大声咒骂。

　　他站起来走到柜台前，柜台的玻璃隔间内有个少年，后面是救世军的红色旗帜。

　　“我可以用电话吗？”

　　少年沉下了脸：“打市内电话就可以。”

　　“好。”

　　少年朝背后的小办公室指了指。他走进去，在桌前坐下，看着电话。他想起母亲的声音总是担心害怕，同时又温暖温柔，就如同拥抱一般。他起身关上通往柜台的门，按下国际饭店的号码。她不在，他没留言。门打开了。

　　“不能关门，”那少年说，“好吗？”

　　“好，抱歉。你有电话簿吗？”

　　少年翻了个白眼，指了指电话旁的厚本子，转身离去。

　　他找到歌德堡街四号的约恩·卡尔森，拨了号码。

　　西娅·尼尔森凝视着响起的电话。

　　她用约恩给她的钥匙开门，进入他家并把门锁上。他们说这里有弹孔，她找了一会儿，在柜门上找到一个。

　　那人对约恩开枪，试图杀死他。一想到这里，她就莫名地激动，但她完全不感到害怕。有时，她觉得自己可能再也不会感到害怕，再也不会像那样对死亡感到恐惧。

　　警方来过这里，但没有搜索太长时间，他们说这里除了子弹以外没有其他线索。

　　她去医院探望过约恩，聆听他的呼吸，约恩只是躺在大病床上望着她，看起来十分无助，仿佛只要在他脸上蒙上枕头，他就会死去。但她喜欢看他脆弱的模样。也许挪威作家克努特·汉姆生的小说《维多利亚》中的老师说得对：有些女人需要心怀同情，这反而使她们暗地里痛恨健康强壮的男人，她们希望丈夫残废并依赖她们的照顾。

　　但这时她孤身一人在约恩家，电话又偏偏响起。她看了看表，三更半夜的，正常人不会在这种时间打电话来。西娅并不怕死，但她害怕面对这种情况。是不是那个女人打来的？那个约恩以为她一无所知的女人？

　　她朝电话踏出两步，停在原地。电话响了四声，只要响到第五声就会停止。她踌躇片刻。第五声响起。她冲上前去，接起电话。

　　“喂？”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然后一个说英语的男性声音传了过来：“抱歉这么晚打扰，我叫埃多姆，请问约恩在吗？”

　　“不在，”西娅松了口气，“他在医院。”

　　“啊，原来如此，我听说了今天发生的事，我是他的老朋友，想去探望他，请问他在哪一家医院？”

　　“伍立弗医院。”

　　“伍立弗医院。”

　　“对，我不知道那一科的英语怎么说，不过挪威语是Neurokirurgisk（神经外科）。病房门口有警察，他不会让你进去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