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别的，绥德县虽然是个贫困县，但是公务员的工资待遇和其他地方差不多，相比而言，就是奖金上要少一些，有的时候发的时间晚几天，但是在本地就算是高收入群体了。

走上领导岗位后，自然是有人巴结你、讨好你。逢年过节、婚丧嫁取，收受的礼物可不少。如果还有人想要通过自己换个好岗位的、想捞个一官半职的，那敬贡的礼物甚至是金钱就更多。就连出门办点私事，也照样是专车来专车去，那专车专车，就是专门给自己用的车，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各种费用都有国家支付，就是连车辆驾驶员也是专职的。

这时候的孟子学，脑子里想的就是如何得到更大的权力，可要想得到更大的权力，就必须做更大的官，于是孟子学就开始为此而努力了。对上，是脚下勤快，刻意奉承，礼物不断，找取靠山；对同级干部，保持低调，处好关系；对下，严格要求，要保证工作上能见成效、出成绩，树立一付勤政爱民的形象，倒让他确实获得了好的口碑。

就这样，孟子学凭着自己的本事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一步一步爬上了县委书记的宝座。对权力的使用也越来越娴熟，越来越热衷。但是，由于绥德县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基础薄弱，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的面貌，就不可能让孟子学做出更大的成绩，再加上自己的后台不够硬，想再往上爬，那就成了痴人说梦。

看到自己在官路上已经无望的他，就转向从经济上为自己中饱私囊。就这样，随着孟子学在当地地位的稳固，各种大权独揽，培养自己的亲信，发展自己的爪牙，买官卖官，贪污腐化，走上了今天的地步。

正像绥德县原县委书记孟子学自己交代的那样。“如果说早期的时候，我对权力的占有还是想要干一番事业、实现自我价值、成就我个人辉煌的话；当我后来权力运用得十分自如时，仕途上的停滞不前，使我开始对官场有了把握不住的恐惧。既然权力无法给我带来更大的荣誉，金钱和财富则一定会给我增加光环。正是因为自己产生了这种邪念，导致心理失衡，终于偏离了航线，走想了犯罪的深渊。”

在绥德县委原书记孟子学的定案结论会上。

“姜副总理，董书记，发生在绥德县的事情，都是我们榆林市委的工作失职啊。绥德县委原书记孟子学等人，居然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发生了涉及金额上亿元的贪污腐化大案。而我们市委却毫无察觉，都还是在上级领导的关怀和亲自指导下，才破获了这起大案要案，这是一起沉痛的教训啊。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我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我请求上级组织对我个人进行处分。”榆林市委书记马万兴面对绥德县委原书记孟子学的贪污腐化大案，感到自己这个榆林市委的班长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无比痛心地说道。

“姜副总理，我认为在绥德县委原书记孟子学的这件**大案上，陕西省委也负有失察的责任。”陕西省省委书记董德高还是很清楚，作为省委书记，在自己的地盘上出了这么一件大案要案，也准确地找到了自己的问题。

“你们这都是怎么了？都想承认自己的错误？都想来承担其中的责任？从态度上来讲，不推卸责任，主动承担责任是好的。可是你们从内心里好好想过没有，发生在绥德县委原书记孟子学身上的**大案到底说明了什么？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是个别的事件还是普遍的现象？是个人的原因还是制度的原因？这些问题你们都仔细考虑过了吗？

从绥德县的情况来看，这样的**案件的发生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要发生的现象。你们也许不同意我的看法，认为我言过其实了。但我要说的是，绥德县的工作成了绥德县委原书记孟子学的一言堂，各项工作毫无制度可言，政府只是一付空架子，已经成了摆设，这些情况的发生都已经严重地践踏了法律，完全破坏了组织原则。

在绥德县，绥德县委原书记孟子学就可以临驾于法律之上。是谁给他的这个权力？是你们的榆林市委。因为你们榆林市委的麻木不仁，因为你们榆林市委的纵容，因为你们榆林市委缺乏约束力，因为你们榆林市委的监管不力，才落下了今天的这个祸根。就以绥德县委的书记一职来说，你们前后曾经派过几任县委书记，可是结果呢？因为这里贫困、因为这里没有油水、因为这里没有发展前途，前后几任都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接口要求调离，而你们榆林市委居然满足了他们这种无理的要求，有的平调，有的还升官。真不知道在你们的头脑中把绥德县委的书记一职当成了什么。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在群众面前作威作福，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人民的仆人。在你们的眼中，还有绥德县的老百姓吗？还有人民的利益吗？还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吗？人们都把县委书记和县长称之为父母官，什么是父母官？就是要像父母亲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追求的是父母亲对于子女们的无私奉献，追求的是父母亲对于子女们无微不至的关怀，追求的是那种‘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境界。可是在你们的榆林市，竟然把这么重要的位置当成了升官发财的跳板，一看不能达到目的，屁股一拍就走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这些人还配当政府官员吗？就这样的人还要提拔重用吗？如果我们任用这样的官员，那我们就不仅仅是渎职的问题，滥用手中权力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