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主人公在看到他们时，也都丝毫没有遭遇亡灵的恐惧。

《尽头的回忆》另一个明显变化是，突发事件的冲击力被消解。《“妈妈——！”》开篇写出版公司的编辑“我”在员工餐厅吃了被公司职员投毒的咖喱饭，被送往医院急救。这个开头继承了芭娜娜对突发事件和死亡要素的偏好，但是接下来的情节则显示出了差异。首先这次突发事件中没有任何人死亡，中毒的也只有“我”一个人，而且所投之“毒”并非致命毒药，而是大量的感冒药。中毒事件本是“我”人生中出现的“一场灾难”，但结果却因此而彻底清除了体内的毒素，包括“以前就沉睡在我体内的”，“我”也从此告别了过去，开始了新的生活——与相恋已久的阿佑结了婚，还如愿以偿地去夏威夷度了蜜月。

可以说，到了小说集《尽头的回忆》，芭娜娜早期作品如《厨房》与《满月》中那种从天而降的厄运的尖锐感已经大为减退。五篇小说中，《幽灵之家》已远离厄运，连幽灵的出现也带着淡淡的温暖。《尽头的回忆》中，“我”遭遇了未婚夫高梨的背叛。两人相恋多年，早已订婚，也互相见过家长，只等高梨结束外派任务回到家乡完婚，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高梨已经与另一个女孩同居并计划结婚。这样的事件，对于一个少女来说，无异于整个世界的坍塌。但小说的叙述早已把高梨的背叛信息传递给了读者，因此，读者视野中的背叛事件并不具有突发性和冲击力。这里，事件中的“我”与文本背后的“隐含作者”并不重合：“我”始终对高梨抱有幻想，甚至在已经见到与高梨同居的女孩，并亲耳听说他们将要结婚之后，却依然没有放弃虚幻的希望：“他回心转意啦，到底还是我好啊，因为那么长时间构筑起来的感情，是不会这么轻易结束的……”但是“隐含作者”从一开始就明白，并且也设法让读者明白，高梨早已背叛了未婚妻，他是不会回头的。在这一点上，小说的叙事使“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实现了合一。“隐含读者”的概念，与“隐含作者”对应，是康斯坦茨大学教授、德国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伊瑟尔（Wolfgang Iser，1926-2007）继布斯之后提出的，它相对于现实读者而言，指作家本人所设定的预想读者。因此，“隐含读者”并不是实际读者，而是作者创作时所希望拥有并预先构想的聆听对象，即隐含的接受者。它隐含于作品的文字背后，排除了诸多外在干扰，更符合作者自身的“理想”，代表了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所构想的某种价值取向。实际上，布斯在提出“隐含作者”时，就已经提出了一个与之对应的“读者”，只是没有明确使用“隐含读者”这一称谓。布斯指出，在作品中，“作者创造了一个自己的形象与一个读者的形象，在塑造第二个自我的同时塑造了自己的读者，所谓最成功的阅读就是作者、读者这两个被创造出的自我完全达到一致”。人们在阅读《尽头的回忆》时，很容易领会“隐含作者”所掌握的一切，清晰地看到叙述者“我”注定无果的幻想，在芭娜娜文字的牵引下不由自主地成为她所预期的“隐含读者”，对事件形成不同于作品中“我”的判断。因为，“我”是当事者，而“隐含作者”是旁观者。“‘隐含作者’并不像叙述者那样直接表明自己，而是以作品的整体肌质体现，读者只能依赖对作品的整体观照才能发现。”[6]

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不是高梨，而是与“我”素昧平生的西山，他帮助“我”的舅舅管理小店，因此认识了在人生打击下独自逃遁到这里的“我”。在外人看来，西山有着无比悲惨的遭受软禁的童年，但恰是那些“悲惨”的经历使西山获得了某种领悟，“那是只有彻底置身于被动位置才能够获得的、某种惊人的领悟”。这种领悟使西山成为广受赞美、充满魅力的人：“他就像生长在公园里的巨大树木，并不属于任何人，但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下面休憩。”“只要世上有这个人就好。”“隐含作者”将西山树立为一个典范，并且借助作品人物“我”的现身说法，使人们相信，西山的生活态度代表了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这便是人要不断地忘却过去，努力体会当下的幸福。在西山的启迪下，“我”也意识到“虽然在最糟糕的境况下，但其实正处于最大的幸福之中”。这，正是《尽头的回忆》这部小说集所蕴含的深意。

当初，幼小的西山被书呆子父亲锁在家里，“差点因为营养失调而丧命”，当亲戚们报警把他营救出来时，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外面这么漂亮，我真高兴，叶子的颜色，简直有点儿晃眼。”而且，说话的时候，西山是“陶醉”的，眼睛“炯炯有神，脸上甚至还有一种明朗的神态”。走出幽闭的小屋后，西山并没有哭诉自己的孤独无助，而是立刻感受到了现实的美，并因此而快乐。实际上，过分关注自己的创伤，反复尝试疗愈，未必是积极有效的方法。就如同自然界的动物在遭受创伤之后常常本能地舔舐自己的伤口，但这种舔舐并非全部都能达到疗愈的目的，有时会适得其反，反而导致伤口发炎溃烂。

当高梨已经移情别恋时，“我”一如既往地等着他，没有留意到，或者是刻意忽略了他的变化，“交往的时间长了，想不到会变成这种感觉”。这正是“隐含作者”在提醒人们，千万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