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年华究竟是挑战当局的集会，抑或是社会控制的手段，恐怕没有普遍的答案。人们装扮成蠢蛋王和教士时，是当成无伤大雅的恶作剧，还是想威胁权威，我们无从得知，但以现代的角度来看，嘉年华确实逐渐与政治扯上边。中世纪之后，从十六世纪起（也就是近代史的初期），群众从事武装叛乱时会戴上面具，并以喧闹的传统庆典为掩护。同时，也许是史上第一次，人民看到了阶级反转的希望，不只是短短数小时，而是长久的改变。例如1548年法国的抗税运动，起义农民兵的组织方式，是参照教区与圣人日游行的顺序。[18]1579年圣布雷瑟日（St.Blaise's Day）当天，罗马与法国低下阶层所选出来的嘉年华之王，实际上就是他们的政治领袖。当时有保守人士语带警告：“他们不是为了节日而选出领袖……真正的原因，他们说是要解救人民。”[19]与此相关的，还有十六世纪早期英格兰的传奇人物，劫富济贫的侠盗罗宾汉，类似的人物开始在每年夏季的庆典活动中扮演蠢蛋王的角色。[20]

十六世纪社会变动剧烈，传统庆典的危险性因而升高。欧洲人口攀升，乡下居民被迫离开家园，挤进步调快速又混乱的城市。对运气好的人来说，这是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家、学者、工匠和探险家（大部分都是男性）能不受封建传统的束缚，因而偶尔开创一番天地。但每个伊拉斯谟或达·芬奇的背后，都有上千个身世飘零的农夫。十六世纪的人的确获得了更多自由，但在一个物价上扬、工资下跌的世界，却只能落得穷苦无依。这些无处安身立命的人三五成群，在乡下四处游荡、乞讨或偷窃。到了城市，他们就形成新的底层阶级，变成妓女、工人或罪犯。想象一下1600年的伦敦，整个城市各行各业加起来二十五万名绝望的人，参与一场连续七天的嘉年华，扒手和有钱人同时在街上狂欢，这样能不发生暴动吗？

从十六世纪开始，狂欢之士对当权者的嘲讽，在形式上越来越没杀伤力，却逐渐威胁到社会精英的身家财产。1511年四旬节前夕，意大利乌迪内（Udine）的嘉年华变成一场暴动，最后有超过二十个宫殿被洗劫，五十五个贵族和仆人被杀。[21]两年后六月庆典期间，在瑞士首都伯尔尼，上百个农夫趁着游行活动到处抢劫。[22]1529年的忏悔星期二（Shrove Tuesday），一群武装男性在瑞士巴塞尔横行作乱。[23]当时人们记载最为详尽的，是1580年罗马的嘉年华暴动，叛乱人士为了表达诉求，带着刀、扫帚、割麦的镰刀在街上跳舞。当地一位贵族是暴民的目标，他记载着：“他们在城市的各个街道上跳舞……这些动作没别的用意，只是要昭告天下，他们想杀了所有人。”[24]

这些嘉年华迅速加温转变成暴动——是酒精催化，还是气氛太嗨，我们无从得知，但有些绝对是事先计划的，如罗马的叛乱。好事者懂得如何利用嘉年华活动的特色：现场总是乱糟糟，面具又能遮掩犯人的脸，大量的啤酒和葡萄酒也足以让治安人员神志不清。如果短期内没有现成的节日，人们就从嘉年华中寻找灵感以掩护叛乱活动，比如戴面具、全身变装，伴随着铜铃、风笛和击鼓的音乐。怪不得在法国乡村，负责筹办庆典的协会和青年修道会被怀疑是地下组织。其实，1548年抗税的农民兵，就是组织圣人日游行的那群人。

同样地，在众多法国与英国传统节庆的活动中，人们会围着五月花柱跳舞，它后来也变成号召起义的象征。十八世纪后，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政治诉求，英国史学家汤普森说：“我们用缎带作为象征，以营火为信号。我们提出承诺，反抗恶法。我们举酒当歌，引用古老的预言，打着革命的暗号。橡树叶和五月花柱可作为象征。我们的歌谣里藏着政治双关语，就连在街上吹个口哨都有意义。”[25]在英格兰，连足球赛都是可用来掩护集会与暴动。1740年，凯特林（Ketring）镇上的足球赛公告写着“场地每边可容纳五百人”，但其实这是号召群众去攻击贝蒂·杰斯梅因女士（Betey Jesmaine）的纺织厂。[26]斯塔利布拉斯与怀特认为：“社会暴力冲突与嘉年华同时发生的频率之高，令人讶异，绝对不要当成只是巧合……毕竟到了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人们才不需要用嘉年华当掩护，才可以光明正大地谈论政治，但那也只限于少数地区。”[27]

新教徒与枪

毫无疑问，人民之所以强硬起来，新教要负责任，就像之前提到牧师的妻子，她处理五月花柱的方法居然是找把斧头。值得注意的是，新教一开始并没有如此清教徒的色彩，也不反对嘉年华。事实上，最好提一下两个宗教改革：一个是十六世纪初马丁·路德领导的改革，另一个是几十年后加尔文更具清教色彩的改革。马丁·路德的改革使许多人松了一口气，否则天主教官方一再查禁、打压庆典活动，宗教改革前夕达到高峰。

举例来说，1490年在佛罗伦萨，激进派的教士萨佛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就痛恨各种奢侈和荒唐的行为，当然也包括嘉年华。他说：“男孩们应该去帮可怜的穷人募集救济金，而非放肆玩乐，不要把心思放在胡闹、丢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