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提防并控制这些场合。[9]

对百姓而言，丧失的娱乐和庆典活动难以估计。当今我们的文化，庆典活动已经很难再创造“迷失自我”的感觉，除了工作的场合，我们也找不到群体的认同感，因此很难体会以前人失去的快乐。有位年轻的法国人跟反对庆典的教士说：“要我放弃跳舞、再也不去参加庆典，这我做不到……哪有可能不跟亲朋好友一起鬼混玩乐的。”[10]一位住在英格兰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的居民说，星期日的休闲活动遭到禁止后，公共场所冷冷清清，气氛低迷，人人若有所失。“之前公共场所总是生气蓬勃、五彩缤纷，不时有人驻足，成群欢笑。但现在只剩空荡寂寥的房子，男人和年轻人没事可做，只能流连酒吧。”[11]以前的人没书、没电影、没电视，休闲活动少得可怜，没了庆典，仿佛连快乐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为什么会这样？这股镇压浪潮根本就是在自我惩罚，为什么世上这么多人要把生活变成这样？十九世纪的传教士最喜欢以西南非改信基督的霍屯督人为例，批评他们的庆典活动。但令人好奇、想要一探究竟的，不是霍屯督人仅存的庆典（现在成了观光名胜又活络起来），反而是那些消失数百年、为数众多的庆典。韦伯在十九世纪末提出，庆典活动受到压抑，从某方面看来，是资本主义兴起的效应之一。二十世纪后期的社会史学家汤普森和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的研究也都深化了这个论点。中产阶级必须计算、储蓄，并且“延迟满足”，较低的阶级必须转变成有纪律、随时可进工厂的劳工阶级，一周六天，准时、神智清醒地上工，假日寥寥可数。农夫当然也得依照季节更卖力工作。新的工业时代来临，劳工得更努力不懈，一整年都得工作。

靠着可信赖又规律的工人，现金滚滚而来，英格兰的纺织业因此蓬勃发展起来了。对这些创造经济奇迹的人来说，旧时代的休闲娱乐只是在浪费资源。在法国，路易十四在经济考量下，下令减少圣人纪念日，从一年数百个减少到九十二个。十七世纪末在英格兰，一位经济学家更发出警告，他估计，一到假日，国家就要损失五万英镑，多半就是因为没人上工。[12]资本主义逐渐兴起，人们无情地只在乎成本，认为节庆活动无益于生产力，是低下阶层需要戒掉的坏习惯。比如说，宗教节日“圣周一”会让英国工人多一天假期，让他们在玩乐一天后还能休息。

新教徒，特别是禁欲的加尔文派强调，维持纪律对灵魂有益，庆典活动和游手好闲是罪恶的，因而说服了大批民众努力工作。某方面来说，他们的诉求和今日的基督教福音派相似，在严峻的经济秩序中，要求人们自律：少喝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别人的赠予心存感激。雄心壮志的中产阶级与挥霍的天主教教会、封建时代贵族越来越格格不入。豪华的教堂、富裕的修道院还有一年四季都在举办的飨宴，越来越惹人讨厌。如韦伯所说的，新教徒作为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推手，“像一阵霜，下在可爱的老英格兰生活上”，冰冷地摧毁过去的圣诞庆典、五月花柱、游戏，以及所有快乐的团体活动。[13]

这种意识形态低估了庆典的重要性，只把它当成满足感的来源，更别说会阻碍经济发展。无疑地，工业资本主义与新教在摧毁嘉年华和庆典中扮演了要角。此外，从经济层面来看，还有一个因素常被忽略：对精英分子来说，庆典的问题不只是人类“没做的事”（不工作），而是人们“做”的事情（去玩乐）。十六世纪的欧洲政府（无论是王权或神权、天主教或新教）开始感到害怕，这些统治者以前也参加公开庆典活动，现在却加以污蔑，说那是粗俗的活动，更甚者，对社会有害。

危险之舞

我们在之前的章节提到中世纪的嘉年华如何以“变装仪式”来嘲弄当权者，例如扮演蠢蛋王、恶搞弥撒仪式或装扮成教士和修女跳舞。历史学家认为，这样粗鲁的嘲讽，点出了嘉年华在政治上的双重性，它究竟是在挑战现况［14］，还是只是抒发不满的安全阀呢？像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说的：“它是一种规模有限、受欢迎的发泄方式，但如同革命性的艺术作品一样，仅能引起风潮，却发挥不了太大的效应。”[15]支持“安全阀”观点的人，常引用巴黎神学院（Paris School of Theology）1444年的公告，主张庆典活动是必要的：

每年都要装疯卖傻一下，尽情地发泄，那是我们的第二个本性，深植于内心中。酒桶如果不偶尔打开让空气流通也会爆开。我们所有人就像胡乱摆在一起的酒桶，如果内心一直处于虔诚与畏惧上帝的发酵状态，那么桶内的美酒终有一天会爆开。我们必须让它透透气，才不会坏了它。[16]

许多欧洲人都认为，从古至今，嘉年华或节庆活动都是发挥类似的功能。1738年一本英文杂志中，有人提到，在任何欢乐时光或夜晚，让人们在草原上跳舞，不应只是偶尔的法外开恩，而应该要多多鼓励：“给擅长吉格舞（Jig）和角笛舞（Hornpipe）的女仆一点奖励，她们就会带着愉悦和感恩的心情乖乖回到主人身边，继续每日劳动。”[17]

就功能上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