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很困难，更不用说坐在一只移动的动物身上。两人骑乘一只骆驼，一个控制动物，另一个就可以专心处理射击这件麻烦的事。因此绍德所规划的操练便是为了在一只移动的骆驼上开枪与上膛。

但操练不只是为了强迫士兵熟练某项军事技术，他的终极目标是培养铁的纪律。绍德希望他的士兵“不知疲累”，甚至限制粮食配给来锻炼他们的意志。这些观念与清教式的军事改革完全一致，特别是“禁欲”和“克己”。在欧洲和阿拉伯，清教主义真正的功能是使战士们将纪律内化，以符合新的枪支作战方式。根据新教改革者的说法，要求军人保持清醒与绝对服从的不只是将军，还有上帝。

到了十九世纪，军事现代化与清教主义在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区已经紧密地结合了。1826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马哈茂德二世（Ottoman Sultan Mahmud II）亲自废除麾下的土耳其禁卫军（Janis-sary），因为这大约十万名步兵精英拒绝配合军事改革。土耳其禁卫军曾因发动宫廷政变受到谴责，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和苏菲教派的狂热信徒有密切关系。在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ehmet Ali Pa-sha）的统治时期涵盖整个十九世纪，他引进欧式军事改革，希望人们都更有战斗力。他企图打压苏菲教派，禁止人民举办类似欧洲圣人日的庆典“圣纪节”（Mulid）。人类学家迈克尔·吉尔森（Michael Gilsenan）写道：“十九世纪埃及‘现代化’后，全新的时代来临，军队随着新式的鼓声行军。有人开始破坏苏菲派的游行活动，扯下他们的旗帜，指责苏菲派太过张扬，并把他们当成不折不扣的敌人。这种敌意直到今日仍未散去。某些国家宣告苏菲派不属于伊斯兰世界。”[10]

为了训练庞大而有纪律的军队而打压庆典活动的，还有哪些国家？以罗马帝国为例，它的战力全靠操练精实的步兵，其政府对狂热宗教的压迫是否和军事层面有关，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中国的情况也很耐人寻味。韦伯发现，中国人很早就扬弃了传统的狂热活动。幅员如此广阔的帝国没有跳舞文化，早年的战舞早就消失了，也没有任何撩人的歌舞聚会。[11]韦伯认为，中国宗教仪式中“所有狂欢的成分都被严格地去除了”。如同罗马贵族看待狄俄尼索斯祭典，中国人也认为狂热仪式是危险的。[12]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在公元前七世纪便展开军事革新，带着弩的步兵取代了两轮战车上的武士贵族。枪炮改变了现代欧洲与十八世纪的阿拉伯世界，弩在早期中国文化中可能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这一点就留待专业的历史学家进一步探讨。就我的推测，为了训练一大群男人隔着一定距离重复使用某项武器（弩或枪），一定程度的社会纪律是必要的，所以执政者才容不下传统庆典与狂热仪式。

第七章/忧郁的欧洲人

十七世纪，从英格兰开始，欧洲世界被一种流行病入侵，以现代的说法，这种病叫作忧郁。这种病袭击的对象不分老幼，发病时，患者会陷入数年或数月无精打采的状态，以及抑制不了的惊恐当中。这种病似乎都会找上事业有成或有才华的人，也可能只是因为他们留下的文献较多。清教徒作家约翰·班扬（John Bunyan）、政治领袖奥利弗·克伦威尔、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和约翰·邓恩（John Donne），还有剧作家与散文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都是早期有名的患者。对医学研究者来说，这个疾病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更别说最糟的结果就是患者自杀。1733年，医生乔治·切恩（George Cheyne）哀悼：“近来，情绪失控和不寻常的自杀与日剧增，多半是这种瘟疫造成的。”他猜想，英国的天气、都市化与久坐不动的生活造成几种类似的流行病，其症状可怕又吓人。以前没人得过这种病，也没见过这么高的致死率，各国都有为数不少的患者。经估计，全英格兰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有这种精神紧张的情况。[1]一百年后，情况还是没有改变：“现在精神紧张的症状还是很常见，过去前所未见，在别的国家也没听说。”[2]

塞缪尔·约翰逊来自贫穷家庭，是个极为聪颖的男孩。1729年，二十岁的时候，因资金不足，他被迫离开剑桥大学，不久后便成为忧郁症的猎物。根据他的好友与传记家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的描述，约翰逊深陷情绪低潮，回到父母家后，“那病态的忧郁开始极尽可怕地折磨他”：

他快被这可怕的疑病症击垮了，总是易怒、焦躁、不耐烦，同时又沮丧、阴郁、绝望，觉得活着很悲哀。自从患上这个凄惨的病后，他从未真正好起来，他所有的工作和休闲，只能短暂逃脱那可怕的侵袭。[3]

他没有文凭，也不太可能找到工作，只能对着镇上的时钟呆坐，虚晃时间。他四处漫步，边想着要自我了结。让他如此脆弱的不只是贫穷和失败，几年后他成为一名作家，也因健谈而大受欢迎，但这个病再度找上他。他五十出头时写道：“我的惊恐和苦恼不断增加，深陷极度忧郁中……全能的神与慈悲的天父，请怜悯我，解救我的苦难。”[4]

对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