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但我不能太放纵，这种稳定感会让人松懈。”[50]

韦伯三十五岁左右，达到人人称羡的学术成就时，他却崩溃了：背痛长达数个月，双手颤抖、失眠，感到绝望且一无是处。然而对他来说，最悲惨的应该就是就此丧失工作能力。另一位传记作家试着将韦伯的症状套进弗洛伊德的模型中，把他的崩溃归因于他与父亲间的紧张关系。他父亲和他不同，是个随和又自我放纵的人。[51]从罗伯特·伯顿的角度来看，不管韦伯个人的信仰是什么，问题一定得归咎到他加尔文派的母亲身上，因此韦伯的忧郁是宗教性的。

其实不需要靠心理学，我们也能推测加尔文派和忧郁症的关系。自杀是忧郁症的重要指标之一，几世纪来也都有人详尽记录自杀率。在涂尔干的著名研究中，我们发现十九世纪新教徒（当然不只有加尔文派）的自杀率是天主教徒的两倍，这个差异不只是因为信徒居住的地区不同，在两派信徒混居的地区，自杀率的比例也相同。[52]更惊人的是，近期一项研究指出，十六世纪后期起，瑞士苏黎世州成为加尔文派的中心后，当地区民的自杀率忽然升高。这个现象我们不能解释为是社会道德崩坏，因为自杀率升高的同时，谋杀案反而减少了。加尔文派政权禁止人民从事赌博、跳舞以及各种淫乱的行为，人民也并非适应不良而自杀。历史学家夏伯嘉（R.Po-Chia Hsia）指出，许多人死后获得赞扬：“生前是光荣、敬神、熟读圣经、勤奋且沉静的基督徒。”事实上，高达百分之六十一的人都来自“坚定支持加尔文政权的家庭”。[53]

遗失的解药

忧郁症普遍的起因是什么？当局为何要禁止庆典活动？这两个问题并不难解答。在都市化与市场竞争的经济环境下，焦虑与孤立的人比较能存活，这些人就是容易忧郁、厌恶集体欢愉的人。加尔文主义为这样的转变提供了超验的理论基础，强化了孤立的价值，让忧郁正式成为通往救赎的必经阶段。这一切发生在像约翰·班扬这样的人身上。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他是严重的忧郁症患者，在传教的岁月里，他严厉反对庆典活动，更别说各种形式的娱乐。忧郁症蔓延与庆典的消失，都是“深层且重要的心理变化”，可视为现代化整体过程中无可避免的结果。然而，我们能不能找到更清楚的证据，说明嘉年华的灭亡直接影响到忧郁症的流行？

当然有，从某些例子得知，嘉年华的消失留下了一丝悲伤与遗憾。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感慨缺乏庆典的童年：“我的童年不像在户外的空气中或温暖的人群里绽放的花朵，也未曾感受过情绪随着其他人热烈高涨。”[54]作家简·里斯（Jean Rhys）回忆她二十世纪初的童年，她很羡慕低下阶级的人能参加庆祝活动，但家人不准她去：

在多米尼加的罗索（Roseau），大斋节前三天是嘉年华的时间，我们不能着装参加，但可以打开窗户看。街上有一群戴着华丽面具的人，还有乐队。在一旁正襟危坐的我们，聆听着，蓬勃的生命力一波一波而来。我愿放弃一切，换取像那样跳舞的机会。[55]

尽管如此，并没有证据指出，人类集体欢愉的需求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清楚这种需求若被挡下，是否会导致忧郁症或其他心理疾病。显然有上百万的人放弃这种娱乐，但也没有罹患现下种种心理疾病。这会使人认为班扬那样的人所受的折磨没什么了不起，只是因为放弃了跳舞与嬉戏才痛苦不堪。庆典受到官方打压，绝对是精神失调的病因之一，这不是我的创见。从近现代初期开始，精神失调就蔓延到整个欧洲文化中。十七、十八世纪时，人们将歇斯底里视为女性忧郁症的同义词，历史学家斯塔利布拉斯和怀特提到：“弗洛伊德的歇斯底里研究中，那些受惊的威尼斯女人不经意提到了嘉年华。艾玛夫人被吓惨了，她哀求弗洛伊德：‘你没听到马群在马戏团踏步吗？’”[56]弗洛伊德一直要从这些心理疾病中找出性的根源，没料到会听到这样的线索。斯塔利布拉斯和怀特评论：“某个方面来说，弗洛伊德的病人应该非常渴望参与传统庆典中的各项仪式，但受限于自己的社会阶级，她们不得不将‘自我’排除在这些庆典之外。”[57]

就算庆典的毁灭没有造成忧郁症流行，但弃绝了传统庆典，人们多少也失去了治疗忧郁症的方法。罗伯特·伯顿提出许多治疗忧郁症的方法，例如读书、运动，有一则处方他则是一再强调：“让他们去打猎、运动、玩乐、说笑、开心聚会……偶尔喝杯酒、听音乐、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听故事、玩玩具、唱歌、跳舞、畅饮，去做任何会让人开心的事情。”[58]他承认，确实有些严厉的卡图（Cato，就是加尔文主义者）一直在打压唱歌、跳舞、变装、戏剧等活动。但他打从心里支持传统庆典：“我真心向往五朔节、守灵夜、圣灵节等活动，如果不会影响到收成时间，官方应该允许人们自由地欢庆、唱歌跳舞、演傀儡戏、骑马打仗、聚会、吹风笛、举办舞会、玩捉迷藏，还有他们喜欢的运动和娱乐。”[59]在他的理想世界里，“人不应太操劳，应该有些娱乐的时间和节日，可以幽默对谈、举办飨宴和派对……像波斯人的宗教节日和罗马的农神节”。[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