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最大的恐吓与折磨就是，他们犯的错是极大恶行，是不可原谅的罪。上帝深沉的愤怒与不悦使他们觉得自己……早已受到诅咒……是否被神拣选、得到恩宠，是否被神遗弃，人是否有自由意志，这些都是过度的好奇心、不必要的猜测与无益的沉思……只会折磨、迫害无数生灵，造成全世界的不和谐。[39]

在加尔文主义影响下，近现代时期的欧洲社会，孤立的感觉四处蔓延，快要令人窒息。天主教主张，每个灵魂最迟到死亡的那一刻，就可以独自见到上帝，但加尔文教徒的灵魂却永远在孤独中游荡，朋友到头来都是敌人和对手假扮的。韦伯说：“他们居然不断警告人们勿相信他人的帮助和友谊，英格兰清教徒的作品中尤其能看到这种观念。”[40]即使对家人也不应长久地忠诚。在清教伟大的史诗——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中，天主教徒逃离“灭亡城”的家，“他的妻儿……哭着要他回来，但那个男人用手指捂住耳朵边跑边哭，‘生命、生命、永恒的生命’，头也不回地跑向平原中央”。[41]从班扬的信仰回忆录《丰盛的恩典》（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判断，他的内心世界从未有任何人类探访，也从未因一瞥这个世界而发亮。在超过八十页、自我封闭又惊恐的章节中，绝望与希望交织，除了“我”以及撒旦和上帝种种的化身以外，找不到其他人物了。班扬确实有提到一些人类同伴，他原本以为他们也是可靠的加尔文教徒，却幻灭了：“他们为人夫、为人妻、为人子……损失一些世俗的事物，就沮丧又绝望。我心想，神啊，在这些人身上，那些小事是有多重要啊！”[42]

马克斯·韦伯最伟大的论点之一，就是发现加尔文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通之处。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他指出，在充满竞争、不成功便成仁的经济发展下，人在精神上感到孤立的痛苦——“内心前所未有的寂寞”。[43]如同灵魂在诅咒或恩典的道路上独自挣扎着，个人也在物质世界的轴线上辛苦跋涉。这条轴线宛如一条绳索，向上通往财富或稳定，我们不仅无暇顾及他人，还得满足其他要求。我们得无止境的自我否认与自我鞭策，所有的享受都要延后，唯一的安慰就是看到自己财富慢慢累积。韦伯写道，加尔文派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享乐的欲望和冲动”。[44]十八世纪后期苏格兰一本医学手册证实了这种看法：

许多人的心灵经宗教洗礼后，转而认为，快乐是罪。在他们想象中，宗教本质就是禁欲，任何微小的放纵都要禁止，即使是无伤大雅的娱乐也不行。深深的忧郁攻占他们的内心，恒久的阴郁在他们脸上挥之不去。最后，微小的希望也消失了，所有事物都蒙上灰尘。在他们眼中，本该令人欢喜的事物，都恶心至极。生命本身成为负荷。这些不快乐的可怜虫相信，任何诱惑都比不上自己的感受，最后只好终结自己悲惨的生命。[45]

班扬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个快乐的家伙，常在村里的草地上跳舞、运动，但随着信仰危机出现，他便停止这些娱乐。跳舞是最难放弃的——“我足足花了一年的时间才能完全停止”。[46]但他终究达成了目标，过着毫无享乐的生活。在《天路历程》一书中，和班扬一样的英雄克里斯汀发现，只要自己卸下心防，稍微休息片刻，减缓一下焦虑，就会失利或彻底吃亏。克里斯汀只参加过一次派对活动，他以为是上流人士的社交聚会，但结果并非如此，原来那是为有德之士设下的死亡陷阱，在那里，克里斯汀高尚的同伴费斯被捉走、折磨，最后被参加聚会的狂欢者烧死。换句话说，嘉年华就是地狱的入口，和其他欢愉一样，所有性爱、味觉、欢宴，都是恶魔设下的圈套。没有什么比阴郁的心更清澈，不再寻求快乐就会更清醒。中世纪的农夫创造庆典活动，好能从工作中解脱，清教徒则拥抱工作，好能逃离恐惧。

克伦威尔所经历的心理危机与班扬非常相似。他出生在英国乡村，是清教徒名门之后，他的年少时光“狂野又愚蠢，喜爱打闹、恶作剧等没什么品味的事”。[47]二十八岁时，他得了一种病，医生诊断为“极度忧郁”，显然是过度反省自己年少所犯下的罪。他后来写信给一位堂兄，仿佛班扬说的话：“你知道我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唉，我住在黑暗里，深爱黑暗，痛恨明亮。我是首领，罪人的首领。”[48]他经历了现在所谓的“重生”后，弃绝了几项严重的罪（不大清楚是什么），但他不像班扬，还是继续享受音乐、啤酒与葡萄酒。

韦伯是否成功地连接加尔文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一点仍待讨论，但他本人的生活便是实例，足以说明那两者对人的交互影响。韦伯本身是严谨的世俗思想家，养育他的母亲是加尔文教徒，她把一切享乐当成危险，要靠努力不懈地工作与自律来阻绝。韦伯的传记作者、他的妻子玛丽安说，他借由工作来“拯救”自己免于“危险的安逸生活”。玛丽安写道，十九世纪后期，韦伯还是个学生时：“他维持严格的工作守则，遵守作息时间，维持生活规律，把每天的例行公事分门别类。他的养生之道是每天晚上在房里吃一磅的生牛绞肉和四个炒蛋。”[49]结婚几个月后，他写信给妻子：“我很享受新生活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