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理性且文明的人，但如果聚在一起，原始的恶魔就来搅和了。1934年的纽伦堡大会导致犹太人大屠杀，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带来恐怖统治。它们连同北美的莫霍克族（Mohawk）战舞、大洋洲土著的成年礼仪式，一起被归为狂野、有杀人倾向的一类。

和嘉年华、狄俄尼索斯的祭典相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法西斯集会也是一种集体欢愉吗？人们聚会、举行仪式和庆典，一同追求超越、放下自我的体验，是否会失控出现暴力行为，让整个活动走调呢？

我们先从一个重要的区别谈起。大型的法西斯集会并不是庆典或狂喜仪式，它们是由一小群领导者规划的党代表大会，是为了教化众人。这类政治集会有段庄严的历史，它至少可以回溯到罗马帝国，领导者借着圆型运动场（circus）和雄壮威武的游行来提升公民的忠诚度。中世纪天主教教会利用多彩多姿的庆典和游行活动达到同样效果，由穿着华丽的教会官员带头，众人抬着圣人的塑像游街绕行。在大型的集会中，行进队伍会带着一些引人注目的物品，罗马人则是带着铐上锁链的囚犯和牢笼里奇异的野兽，但那些只是装饰，整个活动要传达的核心讯息，是成千上万的人同时聚在一起。到了电视时代，播报员也会慎重地提醒我们，上亿人都在观看足球比赛或颁奖典礼。

纽伦堡中，德国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拍摄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记下了游行的过程，片中所呈现的气氛，明显不是庆典。片中大多数的“动作场面”都是穿着制服的男人列队穿越街道和公共场所。一般民众的画面也不少，穿着传统服饰的女人快速经过，上千名国营事业的员工穿着制服编组行进，铲子则放在肩上像扛步枪一样。其他的场景多半在晚上，高官排成长长的一列，轮番演说，伴着大量的音乐，不过大部分都是行进曲。这就是整部影片的内容，虽然我们不确定那是否算得上是一部“电影”。如同许多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集会一样，纽伦堡大会唯一展示的是军队，它是唯一合法的集会游行。

将近二十万人参加了纽伦堡大会，他们来这里要做什么——在街上列队，当希特勒的车队经过时，微笑、欢呼、行纳粹礼。游行队伍经过时，他们一字排开守在街上。换句话说，他们唯一的角色是欢呼的观众。

进一步想，《意志的胜利》里的群众还有其他功能，毕竟电影是由各个游行场面组成，他们是党代表大会场景的一部分，更别说希特勒和他的党羽非常享受从高处俯瞰集结的群众。即便如此，个人的角色也只限于群众中的小螺丝钉。男人或女人只能做出伸直手臂敬礼的动作；当希特勒的敞篷车经过时，只要稍微在众人当中往前移动，就立刻会被一群警察逮捕。每天党代表们一开始行进时，群众就集结在定点，再度等待与观看，像是上剧院一样，但没有座位。他们非常规矩，不敢乱动，实在不可能把他们与二十世纪的运动迷和摇滚乐迷搞错。历史学家乔治·莫斯（George L.Mosse）如此描述：“在这些精心设计的礼拜仪式中，他们就像演员一样。”[17]

在庆典活动中，观众和群众的角色不同。在群众里，人们意识到其他人出现的意义，正如勒庞的猜测，有时候也会受到其他人鼓舞，做出自己不敢尝试的举动。相反地，理论上来说，观众不需要彼此照应，对方只是一群不相干的人。演讲、表演或大型集会吸引观众前来，在一片漆黑中，他们彼此被隔离开来，还被警告勿和旁人交谈。法西斯大会应该是要助长团结和归属感，但就实际流程来看，其实是把全国的人都找来当观众了。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庆典

非常讽刺的是，勒庞并未注意到，二十世纪法西斯大会的原型是法国大革命。他着迷于群众自发性的行为，还加上许多想象，但无视于许多大型爱国集会背后其实有组织良好的派系。这些人大多数都很冷静，为了夺权或维护权力而规划集会活动。就法国大革命来看，我们应该小心区别官方的组织集会和自发性的庆祝活动。大型的爱国集会主办者宣称举办的是“革命庆典”，但这类活动不是延续自传统的嘉年华庆典，当中也没有兴奋的街坊民众。事实上，主事者不打算深化传统，爱国集会从头到尾，都是为了反对和取代生动的节庆。

就法国大革命来看，它本身包含很多节庆式的群众行为。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有不同的见解，但他们至少都同意，这场革命带有“酒神节”或“农神节”的特色。1789年到1794年间，欧洲下阶层的传统嘉年华达到历史高点：人民规划庆典，设立象征符号（例如五月花柱），成为革命的温床。他们用政治起义作为庆祝的场合，穿着象征工人的翻领短夹克（carmagnole）在街上跳舞、唱革命歌曲、大吃大喝。就连变装这项嘉年华传统也出现了，市民戴着三色的革命徽章，穿着低下阶级的服装。1789年，为数众多的女性抗议者在凡尔赛宫前游行，据说，队伍回程时，由一个小女孩打鼓领头，让这次游行变成游街庆祝活动：“渔妇坐在大炮上，其他人戴着士兵的帽子；酒桶放在火药桶旁；枝丫插在枪托上；欢笑、叫嚣、喧闹声此起彼落。这趟旅程的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