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反对既有的幕府统治。

当然，总的政治目标一致未必就斗争形式相同，加之由于町人阶级长期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而造成的参政意识淡漠，使得町人反抗幕府统治的斗争大多是围绕自己切身利益展开的。

贫穷的下层町人主要通过“打毁”、“改世”等所谓的“都市一揆”形式，反抗、打击、动摇幕府的统治。

富裕的上层町人则主要通过经济力量和手段反抗、瓦解、动摇幕府统治和“以经济支援者的身份”协助、支援“革命军”倒幕。

幕末町人阶级反抗幕府统治的斗争，在“天保改革”时就掀起了髙潮。

天保十三年(1842)春町人写的《阿房艰难经》中尖锐批判幕府的政治，各色贿赂，权门流行，诸家献金，多多益善……

而町人与他町买卖，不得融通，困难重重，致使店铺昨设今撤，到处搬迁难得定所，家妇不知如何是好。

表现了町人对幕府统治者腐败行为及其恶政的愤慨和批判。

然而对幕府统治直接造成有力打击的，应该说是以下层町人和城市贫民为主体发动的一次又一次的“都市一揆”。

从整个江户时代看，以下层町人和城市贫民为主体发动的“都市一揆”，比以农民为主体发动的“百姓一揆”要少得多。

据青木虹二和原田伴彦的统计，也有420余次。

江户时代中期后的“都市一揆”，可说以享保十八年(1733)年江户发生的“米騒动”打毁运动为肇始，到18世纪后半叶以后不断增多，尤其是天保年间(1830—1844)至幕末，更加频发和激烈。

“都市一揆”爆发的直接契机，多为发生饥荒、米价飞涨，以及反对幕府或诸藩横征暴敛“御用金”之类强化苛捐杂税等政策。

其表现形式，既有如大盐平八郎(1793—1837)领导的大阪市民暴动，也有诸如幕末福知山城下町发生的“一揆”那样，要求藩主撤消“产物会所制”等财政规定，允许米谷买卖自由、降低税收等内容的起义。

但是，大多数的“都市一揆”，往往是町民要求当政者降低米价、救济贫民、减轻课税等出于经济目的的自发性暴动，其“打毁”的对象也多是囤积大米的米店和经营“两替屋”等的大富商，而直接“打毁”幕藩统治机构的斗争却极少。

然而这不能说其矛头所向只是富裕商人，而不是幕藩统治权力。

因为第一是诸如要求降低课税、谴责“代官町役人”的腐败行为，批判和要求幕藩统治者修正“专卖制”和乱发藩札等施政政策，本身就具有反抗和批判幕藩统治的政治性质，第二是因为驱动町民打毁行动的根本精神动力，是要求改变世道的“改世意识”。尤其是后者的“改世意识”，才真正代表了幕末町人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倾向。(未完待续。)

0526开化条件

第一是因为诸如要求降低课税、谴责“代官町役人”的腐败行为，批判和要求幕藩统治者修正“专卖制”和乱发藩札等施政政策，本身就具有反抗和批判幕藩统治的政治性质。

第二是因为驱动町民打毁行动的根本精神动力，是要求改变世道的“改世意识”。

尤其是后者的“改世意识”，才真正代表了幕末町人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倾向。

所谓“改世意识”，即要求改旧世道为新世道的思想观念。

这种观念到了幕末，由于幕府政治的日益腐败，人们要求改变世道的意识更加强烈，不仅在“落首”中常出现诸如“人所翘首以盼者，改正之世也”，而且诸如“百姓一揆”和“都市一揆”等打毁暴动也成为“改世意识”的行动表现，称之为“改世一揆”。

庆应二年(1866)4、5月至6月江户町人连续发动的“改世一揆”，不仅持续时间长，“打毁剧烈”，而且波及日本全国。

同年5月大阪町人的打毁暴动与此遥相呼应，规模扩展到西自兵库南至纪州附近的大阪湾沿岸的几乎全部城市，极大地动摇了幕藩的权威，沉重打击了幕藩权力，敲响了幕府统治的丧钟。

日本人爱烧杀抢是有传统的，不光表现在对外侵略上，自己内部的改革，也很爱采取烧杀抢的方式。

萌总裁如果不是了解了这些日本倒幕运动，他就没有办法掌握目前日本明治维新的进度，也无法了解日本明治维新产生的条件。

“改世意识”的高涨和“改世一揆”的频繁发生，与幕末町人的尊王意识高涨也有重要关系。

由于町人阶级自己没有发展到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能够夺取政权的程度，那么要实现改旧世道为新世道之目的，只有把希望寄托于天皇的权威。

因此在幕末，“改世”与“尊王”、“反幕”，几乎成了同义语。

尊王意识在上方町人，特别是京都町人中表现得尤为强烈。

倒幕运动的阶级构成有：新兴地主阶级，他们占有大量土地，有的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仍具有封建性质。有的则雇人耕种，具有资本主义农场性质。但他们的土地在法律上，仍是封建领主的产业，他们要承担封建义务，故与幕领主有深刻矛盾，在政治上倾向资产阶级，成为倒幕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新兴资产阶级，这是一个新兴的阶级，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经济上的发展受到封建制度的限制，有很强的革命要求。但因其处于形成的初级阶段，有的人还经常投资于土地，成为新地主，具有地主、资本家一身二任的特点，因此在政治上十分软弱，无力单独领导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大资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