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想同这个排日组织接近，指使它活动，真是滑稽之至。他们自不量力，痴心妄想，以为他们可以煽动东学党，引起大乱，以达到日本出兵朝鲜的目的。《玄洋社史》这本书甚至宣称，在甲午战争中，日本之所以能发扬国威，是“天佑侠”起的作用。

据该书记载，“天佑侠”的“勇士”们曾造访东学党本部，会晤首脑全琫准，共同商议军机，制订部署，同朝鲜官军作战。具体部署如下：

本营 总督 全琫准

军师 田中侍郎 铃木天眼 吉仓汪圣

游击军 韩将 金氏

大将 内田良平

副将 井上藤三郎

另外，还有东面军、西面军、南面军、北面军、辎重军、红十字军，各军的大将均为“日东志士”。红十字军不设韩将，大将为武田范之。按照《玄洋社史》的说法，“天佑侠”的人到达釜山是6月27日。其实，这时东学党和政府军的战斗已经结束了。豪言壮语说过了头，但奇妙的谎话也能传开，甚至一度为人们所相信。

以田中侍郎为侠长的“天佑侠”进入朝鲜腹地后，开始刺探军事情报。其目的，可以认为是为了协助日本军队。

其他史料所记载的《全州和约》，除《东学史》中的十二条之外，还有“禁止外国商人的商业活动”。据说，还要求“大院君重返政界”。

东学党把大院君的名字隐隐约约地提出来，使闵氏一族大为恐慌，这也是促成朝鲜向清廷求援的原因之一。

《全州和约》从时间上看，是在朝鲜政府向清廷求兵、日本以中日《天津条约》为借口决定出兵之后。这个和约，对朝鲜政府来说，是为了争取时间，也为了避免外国军队的武力介入，要借以显示一下：叛乱已经结束，政治改革也在我们之间谈妥了，从外部来的干涉已无必要。

东学党也同样认为应当避免外国武力的介入。

朝鲜政府撤换了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新任观察使为金鹤镇。在《全州和约》的谈判中，代表朝鲜政府的是这位金鹤镇和按抚使严世永等人。

依据《全州和约》，在全罗道各地设置了执纲所，原有的衙门执行行政事务，由民间的执纲所进行监督。从形式上看，类似行政机关与议会的关系。执纲所当然是东学党的人担当，其首长叫执纲。但因为东学党举兵，许多地方的官吏逃跑了，所以执纲所也往往参与行政事务。

不论政府还是东学党，对外都想要表示他们能够自力更生。这一和约的成功，是不大合乎预定出兵的国家的心愿的。

2

伊藤博文这时已是政界的元老，而山县有朋则是军界的元老。

“两个老糊涂。”少壮派官僚们这么称呼伊藤和山县，尽可能蒙混他们。像“一个旅团”之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德富猪一郎的《苏峰自传》里有这么一段：

甲午战争不是老一辈人发动的，而是年轻人掀起的。在内地是川上（操六参谋次长），在北京是小村（寿太郎公使）。而陆奥（宗光外相）等人，巧妙地捉住了时机，巧妙地操纵了伊藤、山县等大人物。

林董的回忆录中，也有可以证实这些情况的叙述。

德富苏峰（即德富猪一郎）说是年轻人“操纵”了大人物，其实，用“蒙混”之类的说法似乎更恰当些。派遣兵员巧妙地蒙混过去了，但是，要长期蒙混下去却非常困难。于是，想出了一个使老糊涂们无法插嘴的方法。

这就是设置大本营。

6月5日，在参谋本部内设置了大本营。关于往朝鲜派遣混成旅团的事，也获得天皇批准。

动员及各种计划，均属“统帅事项”，由大本营直接决定，虽内阁总理大臣也无权过问。这样，伊藤首相在战争部署上就成了局外人。

按理说，应当依据《战时大本营条例》，在宣战之后才能设置大本营。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6月5日那一天，日本还没有宣战，所以，这时设置大本营应该说是违法的，但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明知这是一种违法勾当的，恐怕只有川上中将等，也就是强行设置大本营的少数几个人。

设置大本营两天后，6月7日，陆军省和海军省禁止报纸、杂志报道军机。

根据新闻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凡涉及当前军队行动以及军事机密、军事战略相关事宜，报纸、杂志禁止登载。

陆军大臣伯爵 大山岩

明治二十七年六月七日

海军省只是在陆军省禁令中的“军队”二字之上加了“军舰”二字，其他文句完全相同。当时的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与大山岩一样，都是伯爵。

同一天，敕令设置了临时陆军中央金柜部：“战时或临事变之际设于东京，掌管临时陆军经费之收支及决算报告事宜。”明文规定这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司法、立法部门的战费财政部，可以借机密之名，自由地动用巨款。

于是，军费锁在密室里，报道以所谓“大本营发表”的形式垄断。6月9日，各报馆刊登了同一条消息：

鉴于朝鲜国内，内乱频仍，其势日益猖獗，该国政府又处于无力镇压情况之下，为保护在该国之我国公使馆、领事馆及国民，特派军前往。

不久前，中国政府已照会我国政府出兵朝鲜国，据此，我国政府亦如前约，出兵赴韩，并将此意立即电告中国政府。

大鸟圭介从东京出发的日子，正是设置大本营的6月5日。

伊藤首相在大鸟公使出发之际训示：“你到了那里，同那个年轻人——袁世凯好好研究一下，尽可能稳妥地收拾局面。同袁世凯一说，他就会明白，因为他的后面还有李伯（李鸿章）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