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之所以不依靠英国当调解人，这是原因之一。不能把国家的重大事情，委托给主要敌人——英国。

然而，清末的政争，与其说是出于政见的不同，不如说是出于人事关系。李鸿章派在清廷政界中形成一个最大的人事系统。反李鸿章派也并非没有自己的系统。

反李鸿章派责难说：“李鸿章想避开同日本的冲突，不准备派兵，搞软弱外交。”他们到处宣扬主战论。可是，当李鸿章决心同日本决一雌雄，开始动员时，他们又大唱反调，宣扬非战论。

当时驻中国的英国公使是欧格讷。巴夏礼死后，他以代理公使的资格接替了工作。他曾一度被调任葡萄牙，不久又调回中国，是一位有才能的外交官。

欧格讷不愿意让俄国公使喀西尼一人独揽中、日之间的调停工作。他认为，不让俄国在远东加强发言权，是英国外交官的任务。他写信给驻天津领事，命他会晤李鸿章。

各国公使驻在北京，除了与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打交道之外，还要同天津的实力人物李鸿章往来，展开两面作战。

英国驻天津领事对李鸿章说：“英国认为日本派遣大量军队是非法的。现正通过驻韩领事、驻日公使，劝告日本政府撤兵。”

“关于此事，英国外交部正在同驻伦敦的日本公使接触。”

意思是要给李鸿章一个强烈印象：关于朝鲜问题，为清政府尽力周旋的不单是俄国。

李鸿章对英国领事说：“请贵国海军提督率十余艘铁甲舰去横滨，如何？请提督与驻日公使一同去日本外交部，面对面地交涉，指出日本以大军威胁朝鲜，妨碍远东的和平和贸易，与英国关系极大，希望立即撤兵……大概日本会听从英国劝告的。这件事，还请你同北京的欧格讷先生研究一下。”

“一定按阁下的意思发电报。”

作为一件公事，英国驻天津领事把李鸿章的意思报告给北京的欧格讷公使。其实，这种提议太孩子气了，李鸿章并没有认真地考虑能否实现，只不过同英国领事开了个玩笑，他的话外音是：调解的事已经委托给俄国，现在不是英国出面的时候，但若能做到这些，自当别论。

欧格讷当然不会把李鸿章的提议报给本国政府。

不管清廷对英国多么冷淡，英国还是要做自己该做的事。欧格讷同东京联系，英国驻日代理公使巴健特造访日本外交部。他问陆奥外相：“清政府对日本政府的提案想附加一些条件，然后再举行谈判，贵国意向如何？”

欧格讷的调停方案，并不是李鸿章提出的，而是得到总理衙门的谅解。李鸿章一心把希望寄托在俄国身上。

在伦敦，英国外交大臣也通过日本公使青木周藏，劝说日本接受英国的调停。

“日本应当尽速解决朝鲜问题，否则，俄国可能会号召欧洲各国，采取联合仲裁。到那时，恐怕日本在国际外交上将陷于孤立。这一点，请特别考虑。”

“我国也有一条不能退让的界线。”青木公使答道。

“是不承认清政府对朝鲜的宗主权吧？”

“一点儿不错！”

“宗主权目前已是有名无实之物，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各国才往朝鲜派遣公使和领事。若想解决当前的问题，该避免的一定要避免，这就是外交！”

“阁下的意见我将转达给本国政府。”

青木公使向东京发电报，申述了个人意见：接受英国的调停是明智的。方案是日、中两国军队尽可能拉开距离，避免冲突，最好让日军驻扎釜山，清军驻扎元山。

4

事关国家命运。

有俄国的干涉，有英国的调停，日本政府的立场奇妙地动摇了。陆奥宗光虽然是最强硬的开战论者，但是，他不能逆潮流而动。

7月2日，日本拒绝了俄国的干涉，此后一直持续着令人不快的沉默。接着，英国提出调停方案，凭这些情况，日本就无法积极地采取过激行动。

可是，带着绝密训令的加藤书记官是在俄国干涉、英国调停之前出发的。

大鸟公使接到加藤带来的密令，说道：“一定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制造开战借口。”

从此以后，他一改从前的软弱态度，成了彻底的鹰派。与此同时，由于俄国和英国的介入，东京却开始软化了，在一段时间里，出现了与过去完全相反的现象：大鸟公使强硬，日本政府软弱。

袁世凯迷惑了，甚至弄不清事件的主流究竟是什么？

兵力上的差距他是看清了。从仁川到汉城，沿途到处是日军。牙山的两千清兵越发显得暗淡无光。

袁世凯头痛得厉害。

这些年来，他满以为在朝鲜政界中培养了许多亲清派政客，可是，当日军增援完全压倒了清军时，亲日派政客就骤然增多了。昨天还是亲清派，今天就搬弄起亲日的言辞。这种消息不断传进袁世凯的耳朵里，他不但头疼，而且陷进不能相信任何人的迷惘之中。

曾经那么热衷于中日友好，高唱日清同盟论的大鸟圭介，现在竟毫不掩饰攻击中国的意图了。

大鸟圭介的烦恼是什么呢？——日、中两国军队的驻扎地点相距二十余里，这样下去，永远没有冲突的机会。

大鸟圭介也头疼。然而，他不是袁世凯那种被逼得一筹莫展的头疼，而是为一时想不出怎样把清军逼入绝境而头疼。

“究竟这个‘只要曲不在我’有多大的容许范围呢？”大鸟圭介向加藤书记官问道。

东京的训令说，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都行，必须制造开战借口，要求是“只要曲不在我”。

“我认为这需要果断，只要能说得过去，什么理由都行！……如果能说清一个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