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乘胜北上，追击败退的清军，义州也成了双方交战的地区。从那里购进一万石军粮，完全不可能了，只得从国内往外拉。

他们的工作比预料的要忙得多。

“不得了啦！”从外地回到沈阳的周馥，语调比平时激动。

“怎么了？事到如今，还有什么事值得大惊小怪的？”袁世凯问道。

近来，他有些自暴自弃了。

“‘济远’的管带要被正法！”

“啊！正法……”

袁世凯登时愣住了。

“济远号”管带方伯谦“临阵脱逃”，被处以死刑。

“是啊，而且不会缓刑。”

“太严厉了！……当然也因为有前科。牙山之役，方伯谦也许有他的理由，不过……”

日本所谓的“丰岛冲海战”，在中国称之为“牙山战事”，就是东乡平八郎大佐击沉“高升号”的那次海战。当时眼看要被日本舰队的速射炮掀翻，“济远号”挂起白旗逃跑了。尽管管带下令竖白旗，可炮手们却继续开炮轰击。

“真是丑态百出，听说还挂了日本军舰旗！”周馥说着，恨恨地骂了一句。

据说，在丰岛海面，方伯谦为了把投降的意思表现得明白些，在白旗的下面还恭恭敬敬地挂上了日本军舰旗。这件事在东乡平八郎的日记中也有记述，肯定是事实。

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对此事也有所闻，满心不快，但是海军将领奇缺，后继无人，所以不能罢方伯谦的官，只好让他继续担任“济远号”管带之职。

有这样前科的“济远号”又第二次临阵脱逃。

方伯谦报告说：“舰炮被击坏，舰体严重损伤，凭自力脱离战线，勉强开到大连湾。”

“济远号”舰炮确实毁坏了，但据说并不是被日本舰队击中，而是他自己炸毁的。舰上的弹痕也都是用巨锤故意砸出来的。如果这是事实，那可太骇人听闻了。

战后，也有人认为方伯谦是无罪的。

黄海海战之后，未过一个星期，9月23日，接到丁汝昌的禀告，李鸿章决定将方伯谦处以死刑，于两日后拂晓执行。在这种迅速判决并执行的背后，有人怀疑肯定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孔广德编的《普天忠愤集》中有一篇《冤海述闻》，说处死方伯谦是丁汝昌、刘步蟾和汉纳根三人的阴谋。他们都同方伯谦有私怨，如丁汝昌在海军基地刘公岛盖了许多房屋，租给高级将领居住，只有方伯谦不租用。

其实，恐怕是黄海的败战需要找个替罪羊，而方伯谦被选中了。当然，他能够被选中，也一定有理由。

《冤海述闻》也为方伯谦做了辩护，说：在丰岛海面，“济远号”力战，炮击日本“吉野号”，打得它倾斜，挂起白旗和黄龙旗逃遁（黄龙旗是清朝的国旗）。“济远号”准备追击，但舵机损坏，不能跟踪，只好返航。

这可是倒打一耙的偏袒。东乡平八郎的日记是可靠的。日本官方的报道是清舰在丰岛海面首先攻击日舰，而东乡记为日本方面先发制人地发起了攻击。他不管官方怎么说，如实记录，因此，“济远号”挂起白旗和日本军舰旗逃走的事实是可信的。

逃回大连湾的“济远号”的损伤是人为制造的，对此，泰莱的回忆录中也有记述。

大本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声名狼藉，毫无威信。可是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是受到日本国民的绝对信任的。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9月18日下午四时三十分，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的名义公布的大本营战报说：

前16日午后五时，本舰队第一游击队“赤城”“西京”等十二舰，经海洋岛向大孤山海面进发。17日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发现敌舰队“定远”“镇远”“靖远”“致远”“来远”“经远”“威远”“扬威”“超勇”“广甲”“广丙”“平远”十二舰及水雷艇六只。

这份战报与伊东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电报——“敌舰队十四舰及水雷艇六艘”相比较，大本营发表的少了两艘，伊东电报中无舰名。

实际上，这时北洋舰队的阵容如下（括号内为各舰管带）：

定远号 （总兵 刘步蟾）

镇远号 （总兵 林泰曾）

致远号 （副将 邓世昌）

靖远号 （副将 叶祖圭）

经远号 （副将 林翼升）

来远号 （副将 邱宝仁）

济远号 （副将 方伯谦）

超勇号 （参将 横炯臣）

扬威号 （参将 林履中）

平远号 （都司 李 和）

广甲号 （都司 吴敬荣）

广丙号 （都司 程璧光）

实际的军舰数量是十二艘，另有“镇南号”“镇中号”两艘炮舰和四艘水雷艇。

把炮舰也算在军舰里，确实是十四艘，但伊东把四艘水雷艇看成了六艘。如果大本营把炮舰当成了水雷艇，数目就相符了。大本营公布的“威远号”，这时并不在北洋舰队里，可能是把“济远号”误认为“威远号”。

此外，还有五艘运输船，也可能是把它们当中的几艘错认为军舰或水雷艇了。

不过，别的舰名都对，单单把“济远号”搞错，很可能是“济远号”在战场的时间不长，致使日方无法确认。

牺牲一人而救众生，佛教叫“一杀多生”，可以套用一句：一杀多戒。“广甲号”的吴敬荣等人，按说也算是临阵脱逃，但有了方伯谦这个靶子，其他官兵引以为戒也就行了。怎奈他继丰岛海面战役之后再次脱逃，作为杀一儆百的牺牲者，实在是非君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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