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时，马建忠依照李鸿章的命令，逮捕大院君，把他押送到中国。虽是十三年前的事情了，但追寻这次中日战争的根源，却在于此。他对事情的经过知道得最详，而且在中法战争媾和时曾当过李鸿章的助手。马建忠留学法国，专攻法律，在巴黎取得律师资格。为鸦片税收事，同印度的英国总督交涉过。在朝鲜，同外国使团周旋。他的国际外交经验丰富，李鸿章认为必须把这样的人选进来。

带儿子李经方前去，也不是假公济私。李经方曾任驻日公使，精通日语，在日本政界熟人颇多，明白对日事务。不论谁来组团，都会把他列为成员。他当过公使，品级也高，所以这次安排他当参议，是事实上的副全权大臣。

长期在李鸿章身边充任幕僚长的罗丰禄也是不可缺少的人物。比起才能和见识来，更重要的是他能妥善地处理细微的杂务，既得体又热心。不通过罗丰禄，谁也见不到李鸿章。以前孙文会晤李鸿章，就是由王韬恳求罗丰禄办的。这次他以参赞的身份参加。

马建忠之外，伍廷芳、徐寿朋、于式枚等人为主要成员。

李鸿章私下依赖的是顾问科士达。他当过美国国务卿，而这次媾和的背景里有美国的影子，所以他是个重要的人物。李鸿章知道自己必须去日本媾和之后，立刻派儿子李经方去上海同科士达联系。

加上医官林联辉、翻译卢永铭和罗庚龄等，正式随员是三十三名，此外还有杂役、厨师、仆从等三十八人。

日本指定的会谈地点是马关（下关）。3月14日，清政府代表团分乘德籍商船“公义号”和“礼裕号”从天津出发。

在两国之间联系的，是美国驻北京和东京的公使。

陆奥外相这时在东京。欧洲诸国的动向极其微妙，为收集更多、更准确的情报，大本营所在的广岛不如各国公使聚集的东京。

陆奥从驻日美国公使那里接到李鸿章启程的通知后，即刻从东京去广岛。在大本营，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又一次接受全权办理大臣的诏命。

陆奥乘3月17日的夜车去下关，伊藤从宇品港乘船于19日到达下关。

载着清政府代表团的、挂着黄龙旗的两艘德籍商船，几乎与伊藤首相同时到达下关。日本的“太湖号”领航进港，但使节上岸是在第二天下午。

第一次会谈开始，先交换全权委任书。会谈地点在藤野公馆，也就是“春帆楼”。

这回全权委任书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前次日本以全权不足为由驱逐中国使节，在国际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当然，严格地说，清政府的委任书是不够完备，但历来清政府同外国交往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这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不少国家都认为“日本做事太过分了”。

这一次，李鸿章那张脸就是委任书，交换只是形式而已。

接着，中方提出一份备忘录，希望在谈判媾和条约之前，先议定休战条款。日方说明天作答。

于是，第一次谈判结束。

3

正式会谈结束后，开始了个人闲谈。

“十年不见了……”伊藤首相说道。

1885年签订中日《天津条约》，至今整整十年了。

“我们相见，总是为了解决问题，真想有那么一次不带任务的畅谈！”李鸿章说道。

“职务在身，不可能哟，上一次我也忙得不可开交……对了，就是那一年……”

伊藤去天津那年，日本废除了太政官制度，创设内阁制，他当上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

“这十年间，贵国变化惊人，乃阁下执掌国政，经营得当所致。相比之下，我万分惭愧。我国国内发生了许多事，政治上却无所改革，也做了一些努力，不过……”

“各国有各国的事。日本虽有些改革，但我觉得还不够满意，力所不及呀！”伊藤谦逊道。

“这次的事真是万分遗憾！”李鸿章面露沉痛之色，“在亚洲，我们两国是近邻，而且是同文之国，本来不存在什么仇怨，这次竟以兵戎相见。我们愿意尽早停止敌对行动，恢复和平。对我国有害的事，未必对贵国有利。我不希望我们两国处于这种关系中。试看今日之欧洲，各国的军事训练都极严格，军队也极精良，但他们并不轻易发生纷争。我们两国应当学习欧洲诸国的优点，成为好邻居。我们两国使亚洲大局安定，永结友好，亚洲黄色人种今后就不会被欧洲白色人种侵略、侮辱。”

李鸿章很有辩才。

“不错！”伊藤对李鸿章的中日友好论调应了一声。

“这次的不幸战争，我认为有两个成果。”李鸿章探出身子，继续说，“第一，日本利用欧洲式陆、海军组织，大大成功了。这说明，欧洲人能做到的，亚洲人也能做到。第二，由于战争，中国人从长期的睡眠中醒来了。也许有很多人怨恨日本，但我却深为感谢。若不是同日本打了一场战争，什么时候才能觉醒呢？怕是还要长期昏睡下去！”

“噢？”

“日本之所以强盛起来，是因为有像伊藤阁下这样的优秀领导人，而中国，还是我这把老骨头，力不胜任。”

“哪里……”伊藤有点难以对答了。

陆奥外相在一旁冷冷地观察李鸿章的饶舌。他的《蹇蹇录》中有如下记述：

约略言之，彼不断羡慕我国之改革进步，赞美伊藤总理之功绩，又论述东、西两洋之形势，戒以兄弟阋墙必招外侮，鼓吹日中同盟，暗示媾和速成之必要。其所论乃今日东方经世家之谈，如老生常谈。然彼纵横谈论，引我同情，间以热骂冷评，以掩战败者屈辱之地位。老奸巨猾，却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