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一万五千元的电报费。

“若不如此，北京恐将不保。”这句话把宫廷的强硬派也都吓得不作声了。究竟谁来保卫北京呢？只凭悲愤慷慨是不能阻止敌兵入侵的，强硬派的本质早已从吴大瀓的战败中暴露无遗。

李鸿章在赴日和谈之前，曾拜会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提出：“如谈判破裂，请立刻将主上迁至西安，一定把主战派留在北京，让他们同日军作战。这件事可在众人面前提议，主战派逃离北京者，一律问斩。”

于是，在重臣会议上，恭亲王说，假如议和破裂，主战派大臣都应以紫禁城为据点，血战到底。说也奇怪，自从恭亲王说了这话之后，主战派的调子确实不那么高了。

当然，这样做是为了给媾和签约铺平道路。李鸿章和恭亲王的互相配合，在宫廷里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清政府代表团的气氛比当初缓和多了。李鸿章遭暴徒狙击一事，使一般日本人对代表团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慰问品源源不断地送来，其中有皇后亲自制作的绷带。下关西部的渔民送来玻璃鱼缸，里面装着七十多条活鱼。甚至有些日本人还做出赎罪举动。

当然，说穿了，这并不是惋惜李鸿章的遇难，而是行刺事件使日本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他们害怕对媾和不利。对此，陆奥在他的《蹇蹇录》中也有所记载。

清政府代表团近来感到日本人的敌意缓和了，心理上的压力减轻了许多。而且，国内对于代表团据理力争的情况也有所了解。过去指责李鸿章是卖国贼的骂声，由于李鸿章的遇刺而逐渐消敛。强硬派的攻击之词丧失了说服力。

接到皇上批准签约的电报，住在引接寺的清政府代表团成员们顿时都如释重负，若不是因为处理战败媾和，必须谨慎从事，真想举杯庆贺一下。

“签了条约……就马上……回国！”李鸿章把电文放回桌上，摘下眼镜，断断续续地说道。

3

“我的事情可算办完了！”李鸿章独自喃喃地说道。

4月15日第五次会谈（加上在病床上的那一次为第六次）之后，七十三岁高龄的李鸿章觉得疲劳不堪了。

那一天，他拼出最后一点儿力量，要求把二亿两赔款再减少五千万，为一亿五千万两。

“这个问题不能再谈了，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了嘛！”伊藤不想再谈下去。

“那就再减少两千万两吧。”

然而，伊藤一个劲儿摇头。

赔款当然是用清政府的单位来表示。清政府是银本位，但没有货币。有一种洋银在市面上流通，是以墨西哥银圆为主的外国银币。还有一种马蹄银，是小银块。按纯银称量，纯银五百七十五格令（约三十七克）为一两，叫库平两。所谓“库平”，是保管在户部的标准秤。

战争之前，光绪十七年（1891年）岁入为八千九百六十八万余两，岁出为七千九百三十五万余两（据《清史稿?食货志》）。由此可见，日本的要求对于清政府来说是多么苛刻。

伊藤首相同意把作为条约担保的占领威海卫和奉天两地改为只占领威海卫，清廷支付驻兵费由年二百万两减为五十万两。

4月10日和15日两次会谈，日方委员陆奥外相因病未出席。

签字仪式在4月17日举行，这天正好是甲午日。战争爆发之年1894年是甲午年，所以中国一般把这次战争称作“甲午战争”。甲午之年爆发的战争，于次年三月的甲午之日收场——签署媾和条约。

签字仪式只不过是一种形式，陆奥外相也抱病出席。

再没有可议的问题了，这一天，他们只谈些非正式的闲话。作为正式的国家代表，为结束战争的和谈而来，因此，尽管李鸿章在十年前缔结中日《天津条约》时就认识了伊藤博文，也必须避免议题以外的闲谈。在谈判中，有时似乎也谈些闲话，但双方都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纯粹的闲谈。

签署已毕，不管再谈什么，条约也不能变更了，于是，两国代表第一回东拉西扯起来。

“陆奥阁下，病好些了吗？”

“平素很少锻炼，时常闹病。”陆奥答道。

“大概是公务过于繁忙，操劳过度吧？应该适当把工作交给训练有素的部下去做。事无巨细，外交大臣一个人都掌管，岂能有休息时间？阁下还年轻，今后工作的日子长着呢，要多多保重身体呀！”

通译刚把李鸿章的话翻译完，伊藤博文就插嘴道：“我们都不能长生不死，的确应该让部下适当地分担工作，可是，收罗人才不容易呀！听说中堂阁下那里俊才如云，令人羡慕！”

以李鸿章为中心的“北洋派”的存在，是人人皆知的。甚至有人说，李鸿章把中国的一多半儿人才都笼络在自己手下。

“如云？”李鸿章微微一笑，露出自嘲的表情。

在场的人当中就有北洋派的主要人物——伍廷芳、马建忠、罗丰禄、徐寿朋、于式枚……

李鸿章真想反问一句：你是不是有意讥讽？可是，在这些“俊才”面前反问这话，未免太不知趣了。网罗了如云的俊才，最后还不是败给了日本……

“可惜是乱云哪！”李鸿章说道。

翻译卢永铭先译成“散乱的云”，接着又译为“破碎的云”。

“破碎的云？”伊藤博文刚要发笑，立刻又把张了一半儿的嘴紧紧闭上了。

“破碎的云”就在他身边。

“他们作为个人，确实都是出类拔萃的。至于没能把他们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大云团，就只怪我老朽无德，惭愧之至。”李鸿章说道。

这并不是谦逊之词，他心里也的确在这么想。

他驱动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