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之后，大唐的日头便渐渐偏西了。藩镇割据的痼疾如同附骨之疽，安史之乱留下的创伤尚未愈合，宦官专权与党争又在朝堂之上搅起漫天风云。易枫裹着一身浆洗得发白的粗布短褐，行走在元和至会昌年间的长安街头，看着朱雀大街上往来的车马，看着东西两市的繁华与萧索交替，心中自有一番沧桑。他不再是那个身怀异术、敢闯九重天的玄极门弟子，只是一个见证了人间数百年兴衰的过客，隐于市井，看朝堂更迭，看民生疾苦。这数十年间，大唐的佛风愈发炽盛，却早已失了初传时的清净。太宗贞观年间，玄奘西行取经，佛法虽兴，却始终恪守“劝人向善、不扰民生”的本分；武周时期，女皇奉佛，大修寺庙，却也未敢逾越纲常；可到了中晚唐，佛门已然成了尾大不掉的庞然大物。易枫亲眼所见，长安城内，大慈恩寺、荐福寺等名刹占据了城郭近三分之一的土地，寺中僧尼身着锦绣，食用膏腴，而城外的百姓却为了一亩薄田挣扎在温饱线上；洛阳的白马寺，竟私藏兵器、豢养僧兵，勾结河南藩镇，截留赋税，地方官上报朝廷，却因朝中多位重臣信奉佛法，奏折石沉大海；江南的金山寺，强占渔民赖以生存的湖面，收取高额“香火钱”，稍有不从便驱僧殴打，百姓怨声载道，却敢怒不敢言。佛门的扩张，早已触及了王朝的根基。据《旧唐书·武宗纪》所载，会昌初年，天下寺庙逾四万所，僧尼达二十六万余人，而这些僧尼皆享有“免课役”的特权——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占良田更是高达数千万亩，皆为免税之地。彼时大唐藩镇割据，中央财政本就拮据，佛门的坐大，无疑是在抽王朝的血。更有甚者，不少僧尼利用寺庙的庇护，囤积粮食、放高利贷，甚至参与谋反，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易枫曾在华州偶遇一位退隐的老吏，老者叹息着说：“如今佛刹遍天下，僧尼多于兵卒，田产归于浮屠，赋税出自穷民，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这话，终究传到了朝堂之上，也传到了新帝李炎的耳中。李炎是穆宗第五子，敬宗之弟，文宗之侄，本无继位之望，却因宫廷政变，于开成五年（840年）登基，是为唐武宗。这位年轻的帝王，与父兄的孱弱不同，性情刚毅，胸有丘壑，登基之初便锐意改革，削夺宦官权力，抑制藩镇跋扈，而佛门的泛滥，正是他眼中最刺眼的沉疴。会昌二年（842年），武宗始露禁佛之意。他下旨削减僧尼人数，禁止未成年人出家，严查僧尼中的奸盗之徒。消息传出，长安的僧尼惶恐不安，不少寺庙开始隐匿田产、遣散僧众，却依旧心存侥幸——自南北朝以来，佛法深入人心，历代帝王多有奉佛之举，他们不信这位年轻的帝王，敢真正对佛门动刀。可武宗的决心，远超所有人的预料。会昌四年（844年），武宗下旨，拆毁天下小寺、山房，勒令僧尼还俗，将寺庙田产收归国有，铜像熔铸为钱币，以充国库。易枫彼时正在潞州，亲眼见官兵查封了城郊的十余座小寺，僧尼们脱下僧袍，露出里面的俗家衣物，有的返回家乡，有的沦为流民，而寺庙的砖瓦被拆去修建官署，良田则分给了无地的农民。潞州刺史在城门口张贴告示，言称：“佛本劝人向善，非为蠹国害民。今僧尼不事生产，田产兼并，实违佛意。圣上禁佛，乃为民生，为社稷，非为毁佛也。”

百姓们围着告示，议论纷纷，不少人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易枫站在人群中，看着一位老农抚摸着刚分到的土地，老泪纵横，心中亦是感慨万千。他想起了当年玄极门庇护流民的初心，想起了那些因佛门兼并土地而流离失所的百姓，这一刻，他仿佛看到了王朝复兴的微光。

真正的风暴，始于会昌五年（845年）。

这一年，武宗下《废佛诏》，其言辞之严厉，措施之彻底，史所罕见。诏书称：“僧徒耗蠹天下，为害最深，今天下僧尼，皆勒还俗，拆毁寺庙，其财产并入官，铜像钟磬，铸为钱货。”旨意之下，天下震动：

长安、洛阳仅各留两所寺庙，每寺留僧三十人；各州府仅留一所寺庙，留僧五至十人；其余四万余所寺庙，尽数拆毁；二十六万余僧尼，勒令还俗，回归编户，承担赋税徭役；寺庙所占数千万亩良田，全部收归国有，重新分配给农民；无数佛经被焚烧，铜像、钟磬、法器被熔铸为开元通宝，以缓解朝廷的财政危机。

易枫彼时已重返长安，亲眼见证了这场被后世称为“会昌法难”的历史事件。

他看到，大慈恩寺的佛塔依旧矗立，却没了往日的香火缭绕，寺外的僧尼排着长队，领取朝廷发放的还俗文书；他看到，官兵们小心翼翼地拆下荐福寺的匾额，将其运往官署，而周围的百姓自发前来帮忙，有的搬运砖瓦，有的清理场地；他看到，西市的钱铺前，新铸的铜钱源源不断地流出，市井间的交易渐渐活跃起来，百姓们的脸上，多了几分踏实的笑意。

当然，也有反抗。法门寺的高僧率领僧众死守佛塔，声称“宁为佛死，不为俗生”，武宗派神策军前往，高僧们终究不敌，佛塔虽被保留，却也只能留僧十人，其余僧众尽数还俗；五台山的僧尼勾结河东藩镇，意图起兵反抗，却被武宗早有防备，派河东节度使率军镇压，叛乱很快平息，寺庙也被尽数拆毁。

这一日，易枫坐在长安城西的一家酒肆里，酒肆老板是个退伍的老兵，正兴致勃勃地向客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