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的小说，由内到外，由主观到客观这样一个过程，以及它丰富的内涵和超现实的内核……

即便如此，我还是更想闭上耳朵，继续写我中断了的小说，但是就像许多作家一样，碰到了康拉德所说的“破坏性的因素”，我依然我行我素，进入超感受性状态；这是一个小说作家难以回避的糟糕情况，即便已经出现了创作过程中最朦胧的情感苗头。因为他马上知道，这种无序的零星印象，可以成为想入非非的念头所馈赠的意外礼物，如果观察得当，可以提供构思过程中思如泉涌所需的材料。另一方面，它们也会将你击垮，把你埋在举棋不定的流沙之中。为了避免写成又一部所谓反对种族歧视的小说，我正在兴致勃勃进行人性比较研究，我想任何有价值的小说都应该写这个题材；而这种声音看起来好像正引领我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当我在倾听这嘲讽的笑声时，我盘算着哪一类人可以用这种口气说话，我想他必须是一位有过美国地底下社会经历的人，但必须给人以稍有些讥讽、但不是愤怒的印象。他将是一位布鲁斯风调、嘲笑创伤的人，而且将自己融入控诉人类境况不公的行动之中。我喜欢这个想法，我在设想他应该是怎样的发言人的时候，终于把他跟正在进行的冲突、悲剧和喜剧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也就是我们这些人打自放弃重建以来所花精力的指归。经过苦苦劝导，要他稍加暴露一些自身，我弄明白了，他无疑是个“人物”，而且是双重意义上的人物。我同时也注意到他很年轻，手中没有权力（想想那个时期黑人领袖们经受的困难），但有决心做好领导人的角色，也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角色。反正我也没有失去什么，就权当给自己提供一个成功或失败的广阔平台，虽然相隔遥远，我还是把他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地下人》的讲述人联系起来，这样我开始构思小说的情节变化，而他呢，开始考虑我们共同关心的小说形式问题，以及由多元性文学传统带来的一些问题，我本人也是源自这一传统的。

诸多问题之一是，为什么非裔美国人小说的多数主角（不要说由白人写的小说里的黑人角色），没有一点文化修养。他们的形象常常出现在社会斗争非常激烈的场合，在最为极端的人类困境中苦苦挣扎，却很少能说出自身受煎熬的原委。并不是许多能干的个人真的不善辞令，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太多的例外，他们不能给敏锐的小说家提供很好的实例。即便他们在现实里不存在，但是为了有利于小说的表达和提供人类潜力的实例，我们很有必要去创造他们。亨利·詹姆斯曾经就笔下“超敏感”的角色教导我们，那些人物用他们受过教育、上流社会的方式，来体现美国社会良知的美德。这种理想的人物在我生活的世界里难以寻觅，但是谁都不知道，这个社会里，许多东西都是不被知晓、不曾记录的。另一方面，我觉得一个美国小说家一直存在的挑战，就是要用雄辩去武装他的不善言辞的人物、场景和社会进程。因为只有做这样的尝试，他才能真正以美国艺术家的身份完成自己的社会责任。

由此可见，艺术和民主的利益在此是一致的，培养和造就自觉的、善于表达的公民是我们这个民主社会的既定目标，创造自觉而又能表达自己的人物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创立响当当的创作机构所需要的；通过这些机构，才能实现小说创作形式的有机统一性。作家通过把意思加之于不同的美国生活经验，寻求创造种种形式，让里面的行为、场景和人物不仅仅只是为直接的自我说话；实现这个目标，作家切实掌握语言尤为重要。因为受到命运的嘲弄（尽管还有种族问题），人类的想象力是一样的——影响民主进程的离心力的作用也是如此。虽然说，小说仅仅是象征性行动的一个形式，一个“假如”的游戏，不过里面确实有它的真正功能和影响发生变化的潜在功能。但是从最严格意义上说，正如政治可以发挥它最大功能一样，小说对人类的理想实现也是一种推动力。经过一个微妙的对世界事物否定的过程，它慢慢接近了这种理想；而这一切事物，都是以人为的正面事物复合体的形式出现的。

假如，实现政治平等的理想要我们逃避现实的话——这是一直这样在做的——仍然存在建立一个理想的民主制度的虚构憧憬；在这种民主制度里，要求现实跟理想结合，给我们提供一系列表现事态的形式：无论身居高位或地位卑贱，黑人和白人，北方人和南方人，土生土长的和外来移民，一起都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卓越的真理，什么是真正的希望——就像马克·吐温把哈克和吉姆放在了同一只筏子上那样所体现出的希望。

这个情节暗示我，一部小说可以变成一只充满希望、洞察力和娱乐之筏，帮我们在上头漂浮，绕过障碍和漩涡，摇摇摆摆地朝着或远离理想的民主目标前进。当然，小说还有别的目标。然而，我还记得，在早些时候，共和国建国之初，大家都认为，每个个体公民都有可能成为（或应该有准备成为）总统。因为，民主制度不仅被看做个人的集体，也如W.H.奥登界定的，政治能人的集体，依靠我们引以为荣的普及教育制度，这些能人可以准备好治理它。诚如事情的结果那样，这种可能性有点靠不住——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就像最近一位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