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生的农民和一位电影演员所提供的例子证实的那样。

不过，即便对非洲裔美国人来说，他们暂时还抱有希望，因为在重建时期，华盛顿也有黑人当上议员的。我也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将政治可能性的比较谨慎的观点（我开始写这部小说不久，A.菲利普·伦道夫威胁敬爱的罗斯福总统，要在华盛顿举行示威，反对向黑人开放军事工业），不恰当地限制了我们的小说家，凭想象去描述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既存在于非裔美国人的人格上，同时也存在于受限制的美国社会结构上。我的使命是超越这些限制。诚如马克·吐温所证明那样，小说可以当做治疗政治弊端的一剂开心良药。现在，甚至自一九四五年至今，非洲裔美国人在跟环境作斗争时，屡屡败下阵来，谁也不知原因何在；像贝尔兔和他更有文学修养的弟兄们（这些悲剧和喜剧的英雄），不应该被允许从压制他们的力量中，去抢夺自觉意识的胜利。因此，我应该塑造一位既能做又能想的叙述者；在此，我看到一种有主见的能力，它是克服盲目追求自由的前提。

因此，我的任务是，怎样揭示人类潜在于苦难中的普遍因素，不管他们是黑人还是美国人；我把它看做表达我对可能性的个人观点，也把它看做对付纯粹修辞学的挑战；这些挑战有关跨越种族、宗教、阶级、肤色和地区等障碍——这些障碍包括许多设计好并继续起作用的区分策略，用以避免不然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对黑人和白人和睦相处这个现实的自然认识。然而，为了驳斥全国性拒绝接受共同人性的倾向，而这种人性，是我的人物和那些碰巧读到过他经历的人所共同拥有的；我觉得有必要给他某种世界观，给他一种能够提出严肃的哲学问题的自觉性，给他拥有能够表现我们祖国语言丰富性的词汇，编织一个故事情节，让他跟美国的各个类型、在社会各个层面服务的人相沟通。最为重要的是，我认为有必要把种族的成见，看做社会进程和前进的既成事实，把读者接受虚构的真理能力当作赌注，揭开社会成见想要掩盖的那种人性的复杂性。

然而，有人以为，所有写作过程都十分严肃，这种观点实属误导。因为，事实上，写作的过程充满极大乐趣。我知道我在编织一部小说，一种文艺的形式，人们允许我利用小说的功能讲真话或是说谎话，这就是非裔美国人的民间对畸形小说的称谓。我曾一度在理发馆工作，那里各色口头文艺形式层出不穷，我因此知道我既可以利用小说的文化丰富性，也可利用民间故事的文化丰富性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