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的靠椅，高达天花板的书架，上面陈放着烫金牛皮封面的书籍，墙上还有一排肖像。等我的视线回到她身上的时候，她抬起了头，正好碰上她询问的目光。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个人。我想，不管怎么样，我至少没有来得太早……

“早上好，”她先道早安，丝毫没有流露出我预想中的那种不友好的情绪。

“早上好，”我回了礼，向前走了几步。我该怎么开头呢？

“有事儿吗？”

“请问这是贝茨先生的办公室吗？”我问道。

“是啊，是他的办公室，”她答道。“是不是事先约定的？”

“不是的，夫人，”我说，话一出口，就感到懊恼，不该管这样年轻的白人女子叫“夫人”，何况又是在北方。我打公文包里取出了信，还没有来得及说明来意，她就问：

“请问我可以看吗？”

我迟疑了一下。我打算亲手把信交给贝茨先生，不愿经别人的手，然而她手往外一伸，就好像是命令。我只好从命，把信递给了她。我以为她会拆信，哪晓得她看了看信封。什么话也没说，站起身来就进了嵌板门。

我发现地毯那边，就在我刚刚进来的门口有几张椅子，可是我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要走过去坐着等。我手里拿着帽子站在那儿四处张望，有一片墙引起了我的注意。墙上挂着三幅神态威严的老年绅士的画像，那既高又挺的硬领十分惹眼。他们仿佛从镜框里向下俯视，那种狂妄自大、不可一世的神情，我只是在白人和少数脸上留着刀痕的黑人坏蛋身上看到过。就说布莱索博士吧，他一言不发，只要四下一看，就能叫教师们发抖，可是连他也没有这股子骄横劲。看来这些人是布莱索博士背后的人物。这帮人怎么会适应南方白人，适应那些给我奖学金的白人的需要呢？我还凝神看着画像，完全给权力和其中的奥秘迷住了。这时秘书打里面出来了。

她怪里怪气地看着我，微笑着说：“抱歉得很，贝茨先生今天早晨很忙，没有时间见你。他请你留下姓名和地址。他会写信给你。”

我失望地站着，一声不响。“写在这上面，”她说着递给我一张卡片。

我潦草地写了地址，准备离去时，她再次说：“抱歉。”

“什么时候找我，我都在这儿，”我告诉她。

“好极了，”她说，“你一定会很快收到信的。”

她似乎心肠很好，十分关心我，所以我走的时候，情绪倒还不坏。我原来的担心并没有根据，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的。要晓得这儿是纽约啊。

随后几天我见到了几位校董的秘书，她们都很友好，也很鼓励我。有的看我的时候，有点古怪，不过既然不像是敌意，我也不当成一回事。我想也许是因为看到像我这样的人居然也有介绍信引见这般重要的人物，她们感到诧异吧。不管怎么着吧，反正有几条无形的线联系着南北，诺顿先生还曾把我叫作他的命运呢……我甩动着公文包，充满了信心。

事情办得很顺利，上午我去送信，下午我去观光市容，在马路上蹓跶，挨着白人乘地铁，和白人在同一个自助餐馆里进餐（虽然我总避免与他们同桌）。这一切给我一种梦幻般的奇特而朦胧的感觉。我感到衣服很不合适；尽管我手上有给要人们的介绍信，可是我却不知道一举一动该怎样注意。逛马路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自觉地回顾了我在家乡时的表现。那时对于白人我并不太发愁。他们有的友好，有的不友好。不管哪一类，不去得罪就是了。可是这儿似乎所有的白人都显得冷漠；然而即使再冷漠，如果他们在人群当中碰了我一下，马上会赔不是，表现得非常礼貌，这实在使我震惊。我感到即使他们彬彬有礼的时候，他们几乎连看也没有看见我，他们简直会向一只杰克熊赔不是。可是如果这只杰克熊只顾往前走，什么都不理会，他们也不会掉过脸来瞧它一瞧。这一切真把人弄糊涂了，是好是歹我都说不上来……

不过我要紧办的事是见校董们。逛了一周大街，虽然从秘书们那里得到些含糊其词的鼓励，我变得不耐烦了。除了一封给爱默生先生的以外，所有的介绍信我都送到了。我从报上得知爱默生先生不在纽约。几次我想去了解了解，可是都改变了主意。我不愿意表现出性急。可是时间越来越少了。假如我不能很快找到工作，我就没法挣够钱以便秋季入学。我已经给家里写了信，说我在为校董会的一个成员服务。我仅收到一封回信，家里的人认为我能谋上这样一个差事实在是太好了，还嘱我处处提防这罪恶都市的生活方式。现在，如果我写信回去讨钱，那就不能不暴露出我所讲的工作等等都是谎言。

最后我试图通过电话与要人们联系，结果都遭到秘书们的婉言拒绝。幸好，我手里还有一封给爱默生先生的信。我决定利用它一下。这次我不去交给秘书，而是先写封信去，说明我携有布莱索博士的信件，要求约定时间面谈。我想也许我轻信了那些秘书；说不定她们把信毁了。我本该考虑得周到一点的。

我想到了诺顿先生。要是这最后一封信是写给他的有多好！真巴不得他住在纽约，那样我就可以向他本人去求情了！我总感到跟诺顿先生多少亲近一点，而且如果他见到我，他一定会记起他曾把我跟他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似乎是发生在很久以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