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亲王在某个季节性的活动中会穿什么衣服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双筒望远镜应该挂在右肩还是挂在左肩；他们从来不看财政金融专页，可是他们虔诚地买《华尔街日报》，左手紧紧地拿着，放在左肘下面，牢牢地紧贴在身体上——不论天气好坏，指甲总是修剪得整整齐齐，而且戴着手套——他们从容不迫，举止大方，动作精确（哦，他们有风度），而另一只手拿着一把卷得紧紧的雨伞，以适当的角度前后来回摆动着；他们一丝不苟地按照时式的要求，换上汉堡帽和软领单排纽扣长大衣，或者换上马球外套和蒂罗尔式的帽子。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眼睛的表情，我什么都看出来了，而且我也看出了日后他们知道我的前途已经完结了的那个时候会是副什么样子，我还已经看出了他们对我、对一个丧失了前途和自尊心的大学生所表示的轻蔑的态度。我看到了这一切，我知道甚至连那些公务员和年纪较老的人，也会莫名其妙地看不起我，仿佛这是因为我在布莱索的上流社会里失去了地位，我背叛了他们……他们看着我的工装裤时，我心里就明白了。

我向电梯走去，这时我听见有人放声大笑，我回过头来看见他对坐在门厅椅子上的一群人喋喋不休地讲话，他那高高的额头起了皱纹，头发剪得短短的，脑后胖得圆滚滚的，我肯定这就是他，于是不假思索地弯下腰来，把那闪闪发光、又臭又满的痰盂拿起，跨上两大步，把里边那大量的、棕色的、半透明的污水，哗的一声淋在他的头上。屋子那头有人发出警告，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等我弄清楚这不是布莱索，而是一个传教士，一个著名的浸礼会的传教士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睁大了眼睛，射出怀疑和愤恨的目光，我箭一般飞快地跑开，在人们还没有想到要抓住我之前，我已经冲出了门厅。

没有人追赶我，我在街上彷徨，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惊愕。后来天开始下雨了，我偷偷地回到男子寄宿舍附近，央求一个对这件事感兴趣的搬运工把我的东西悄悄地拿出来。他告诉我说，我已经被禁止进入这座大楼“九十九年零一天”。

“你恐怕不可能回来了，老兄，”搬运工说，“但是我敢发誓，你做了这件事以后，他们会一直谈论你的。你真的给老牧师施了洗礼！”

就这样，那天晚上我回到了玛丽的家，我住在一间舒适的小房间里直到结冰为止。

这一段生活是安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