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赔偿金支付生活费用，而且觉得和她住在一起除了她经常谈论的领导和责任问题之外，是令人愉快的。甚至连这个也不太坏，只要我付得起生活费。可是赔偿金只是一笔小款子，几个月以后钱花光了，我又在找工作了，这时，我觉得听她说话特别使人不愉快。但是她从来不向我催讨，用餐的时候，仍然像往常一样慷慨地给我上饭菜。“你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她总是说。“每个能干的人都有艰难的日子，当你成为大人物的时候，你会知道正是这里的这些艰难的日子帮了你很多忙。”

我可不那样看问题。我已经不晓得何去何从了。不找工作的时候，我在房间里消磨时间，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多得不计其数的书籍。有时当我还有点钱，或者靠伺候进餐挣来几块钱，我就在外面吃饭，在街上徘徊到深更半夜才回去。除了玛丽以外，我没有别的朋友，也不指望有。我也不把玛丽当作“朋友”看待；她不仅仅是朋友——她是一种力量，一种坚定的、熟悉的力量，这力量像来自我的过去的某些东西，使我不致卷进我不敢正视的某种未知的境地中去。这是一个最伤脑筋的处境，因为同时玛丽经常提醒我，指望我做些什么，带头做些事，取得有新闻价值的成就；我一面对她这点感到不愉快，一面又因为她牢记这个朦胧的希望而热爱她，我被这两种思想弄得精神不安。

毫无疑问，我能够做些事，但是做什么而且怎么做呢？我和别人没有什么交往，我也没有什么信念。那在工厂医院里发展起来的、摆脱不了的关于我的身份的思想，又猛烈地在脑子里翻腾起来了。我是谁？我是怎样成为这个样子的？当然，我不由自主地和离开大学时不一样了；但是，这时一个新的、伤脑筋的、对立的声音已经在我的内心逐渐形成，在它采取报复行动的要求和玛丽的无声压力之间，我的心由于内疚和为难而悸动着。我需要和睦和平静，需要安宁，但是我的内心翻腾得太厉害了。在不知什么地方，在由我的生活所造成的我的头脑中所产生的那种冰冷情感的思想负担底下，一星阴郁的怒火燃烧起来，发出那么强烈的红光，要是凯尔文勋爵15当时知道它的存在的话，那他就会修改他的量度了。不知哪里曾经发生过一阵细微的感情的爆发，这可能要追溯到爱默生那儿，或者追溯到在布莱索的办公室里的那个晚上，它使得冰帽开始融化，并动摇了最微小的那一点。但是那一点，那一小部分当时并没有改变。上纽约来，也许是想保持那过去的、凝固的部分的一种不自觉的尝试，但是这无济于事；热水已经进到蛇管里去了。也许只有一滴，但是这一滴是大洪水的第一个浪头。在一段时间里，我相信我是尽力而为的，甚至连躺在烧得旺旺的煤块上也心甘情愿，为了能在母校谋得一个职位什么都干——可是突然一下子垮了！彻底完蛋了，一切都结束了。目前唯一的问题是忘掉它。只要所有那些在我的脑子里呼喊的相互矛盾的声音能够平静下来，和谐地唱一支歌，不管唱什么我都不在乎，只要它们不是各唱各的调就成；是的，要避免那些不确切的、过分极端的音阶。可是一点也没有办法解救。我恨得发狂，但是“自我克制”得过头了，那是已经凝固的美德，那是使人僵化的缺点。而且我越是愤懑，我那要说话的旧时的冲动就越强烈。当我在街上走着的时候，话语情不自禁地从嘴里涌出来，咕哝着。我对我可能会做的事感到害怕。一切事情都在我的头脑里当真受到了冲击。我渴望回家。

一个下午，当我感到冰块正在融化，形成一场洪水，自己面临着灭顶的危险的时候，我发觉我在北方的第一个隆冬已经到来了。

第十三章

起初，我从窗户转过脸去，试着看书，但是那些老问题总是萦绕在心头，摆脱不了，使人再也无法忍受，我焦急万分地从房子里奔出去，打定主意要在寒冷的空气中摆脱我的烦躁的思想。

在门口，我和一个女人撞了个满怀，她用下流话骂我，但这只能使我走得更快。几分钟之后，我已经通过了几个街区，向下一条大街和商业区走去。微弱的阳光透过烟雾照射下来，街道上满是冰，还有被煤烟弄得斑斑点点的雪。我低下头走着，只感到寒气袭人；可心里极度的焦躁，火烧火燎的。后来，近处有一辆汽车，防滑链条撞得砰砰作响，车子简直是在冰上打转，然后小心地转过弯来，再砰砰砰地开走，直到这时我才抬头看了一眼。

我慢慢地走着，在冷飕飕的空气中眨着眼睛，思想由于内心继续着的激烈的争论而变得模糊起来。整个哈莱姆区好像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土崩瓦解了。我想自己迷了路，一时间感到四周是一片可怕的、令人不安的寂静。我觉得我听见了雪花落在秋雪上的声音。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走着，眼睛注视着那看不到头的、鳞次栉比的理发店、美容院、糖果店、小餐馆、鱼库和出售猪肉猪肚的小酒店，我走到窗子跟前，雪花在我面前急速地飘落着，形成一道帘幕，一幅帐幔，同时这雪花的帘幕又飘向一边。一道红色和金黄色的闪光，从一扇窗户里照射出来，橱窗里摆满了宗教商品，这引起了我的注意。透过凝结在玻璃上的一层薄霜，我看见两尊着色很粗糙的玛利亚和耶稣的石膏像，周围是那些详梦的书，春药，“上帝是爱”的徽章，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