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来的，”我说。“要不，他就会把自己看作叛徒了。”

“是不会钻，”克利夫顿说，“他不会钻进来。你听到他刚才是怎么说的吗？你听到他说了些什么？”

“当然我听到了，”我说。

“我说不上来，”他说。“我想有时候一个人难免会栽到历史的外面……”

“你说什么？”

“栽到外面，溜之大吉……要不然，他会杀人，会发疯的。”

我没做声。说不定他是对的，我想；突然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找到了兄弟会。

翌晨，天下着雨，我到区办公室的时候别人还没有来。我凭窗伫立眺望，窗外高耸的山墙上由砖块和泥灰交织成单调划一的图案，我的目光越过山墙，只见一排树木在雨中高高挺立，婀娜多姿。有一棵树就在近处，一串串雨水顺着树皮和黏糊的树芽向下流淌。我前面有一条长长的街道，沿街树木成行，高耸的树枝湿漉漉地伸展在一排堆满杂物的后院之上。我不由得想到，要是把东倒西歪的栅栏拆除，再栽上花卉草木，这地方倒满可以开辟成一座赏心悦目的公园呢。就在这时，一只纸袋从我左面的窗子飘了出来，像只无声的手榴弹一样爆裂了，里面装的垃圾全散落到了树上，而那只破纸袋湿漉漉地平落在地上，噗的一声便泄了气！我心里一动，闪过一阵嫌恶，接着思忖着：总有一天阳光会照进这些后院。这么说来，在不景气的日子搞一次居民区的大扫除倒是值得一试的。不可能样样事情都像昨儿晚上那样激动人心啊。

我回到书桌旁，面对着墙上的地图坐下，这时塔普兄弟走了进来。

“早上好，孩子，你已经在工作了，”他说。

“早上好。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我想还是早点开始，”我说。

“你尽管做你的工作，”他说。“我进来可不想打扰你，我想把一件东西挂到墙上。”

“那就请挂吧。要我帮忙吗？”

“不用了，我一个人能行。”他一瘸一拐地爬上了放在地图下的一把椅子上，把一只镜框挂在天花板壁下，又仔仔细细地将镜框摆弄得端端正正，这才爬下椅子，向我桌边走来。

“孩子，你知道那是谁吗？”

“啊，知道，”我说，“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21。”

“是啊，就是他。你很了解他吗？”

“不很了解，不过我爷爷常给我说起他的故事。”

“那就行了。他是个伟大的人。你不妨常常看他几眼。你需要的东西像纸啊一类的全有了吗？”

“全有了，塔普兄弟。还得谢谢你给我挂上道格拉斯的肖像。”

“别谢我，孩子，”他站在门口说。“他属于我们大家的。”

我面对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肖像默坐，不觉心里陡然生起一股敬意，祖父嗓音的回声在我脑中响起，尽管我不愿听到他的声音；我随即拿起话筒，开始给居民区领导人打电话。

他们像俘虏似的一个挨一个排成行列：牧师、政客、各种自由职业者一个个都证实了克利夫顿的看法。反驱逐斗争非常引人瞩目，大多数头头在担心他们的支持者会甩掉他们而拥到我们这边来。不管对方地位如何微不足道，我都是以礼相待：大亨、医生、房地产商人、街头传教士等等都一视同仁。我的工作进展迅速、顺利，仿佛这一切不是发生在我的身上，而是发生在一个使用我的新名字的别的什么人身上。当我在电话里听到男子寄宿舍主任对我说话时那股毕恭毕敬的调子，简直要失声大笑。我的新名字不胫而走。真是不可思议，我想，不过对他们来说，事物往往是虚无飘渺的，他们认为只要给样东西起了个名字，名实就相符了。至于我，他们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的工作进行得很有成绩，几个星期以后，我们把游行队伍拉上了街头，这一行动使我们在居民中的影响扎下了根。我们狂热地工作着，在玛丽家寄居的最后几天里，我经历过思想上的冲突，此刻看来已经向外扩展从而与居民区的种种斗争交融在一起，而我的内心却很平静，头脑也很冷静。就连游行时设置纠察线的喧嚷声和发表演说时的熙熙攘攘的场面，仿佛都成了刺激我更好工作的动力；我的一些狂热不羁的想法得到了实现，并且效果不错。

我一听到有个失业兄弟原来是堪萨斯州威契塔地方的队列教练，就组织了一个操练队，队员个个身高六英尺，他们的任务是穿着钉靴，踏着铿锵的步伐在街上行进，以便长长自己的威风。在游行那天，队伍很快就吸引了一簇又一簇的人群参加到游行中来，其速度比乡村道路上群狗打架时吸引别的狗来参加还要快。我们管他们叫“人民飞毛腿支队”，当他们在春天的薄暮时分沿着七马路一路操练花里胡哨的队列时，整条整条街道都轰动了。居民区里的群众又是欢笑又是喝彩，而警察则在一旁瞠目结舌。不过，那地道的音乐使他们着了迷，那些飞毛腿只管沙沙地急速前进。接踵而来的是大小旗帜、横幅和标语牌；随后便是女子鼓乐队，队员都是我们所能物色来的漂亮姑娘，她们一会儿转身，一会儿蹦跳；为了兄弟会的利益，她们热情洋溢地甘愿与姿色平庸的女孩子画等号。我们把一万五千个哈莱姆区居民拉到了街头，他们跟在标语口号后面，沿着百老汇大街浩浩荡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