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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让我开开心，”我说着又拉了一下纸娃娃的脖子。“你不是能让大伙儿开开心吗？”我又把它的脸一转。这一面跟那一面一样，笑容都堆满了整张脸。当时它一张脸对着人群笑，反面就对着克利夫顿笑。他们开了心，而他却因此丧了命。当时我像一个傻瓜，对着它啐唾沫，可是它仍然在咧着嘴笑；克利夫顿不理我的时候，它也还在笑。突然我看到一根细细的黑线，于是就把线从皱纹纸里抽了出来。线的一端有一个小圈圈。我把手指穿进去，再站起来把线拉紧。这一下纸娃娃就跳了起来。克利夫顿一直使它跳个不停，原来这根线别人是看不见的。

你为什么不揍他？我问自己。为什么不把他的下巴颏儿打碎？为什么不把他打伤，这样不是能救了他吗？你可以挑动起一场斗殴，那样一来，两个人都会被逮捕，可是也不会有开枪的事了……可是他为什么打警察呢？他过去也被逮捕过，他应该知道对付警察的分寸。那警察讲了些什么使他勃然大怒以致失去自我控制？我突然想到，是不是可能他在与警察对抗之前，甚至在他看到警察之前，就已经心中郁积着怒火？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我感到身体发软。假使他认为我是叛徒那怎么办？这念头太恶心了。我坐在那儿动也不敢动，连大气也不敢出，生怕一动我就会垮下来。有一阵子，我掂量这个念头，感到这问题太大，我没法判断。我只能接受对生者的责任，不能为死者负责。我从这念头前缩了回来。这个事件是政治性事件。我看着纸娃娃，不禁沉思起来：这种逗人乐的玩具的政治后果就是死亡。可是那样说太不着边际。它的经济意义呢？是一个人的生命只值一只两角五的纸娃娃……可是那仍然使我摆脱不了是我发了火才促使他死亡这个想法。只是我的内心接受不了这种想法。使他在政治上堕落的这场危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我跟他卖纸娃娃又有什么关系呢？到后来，这条思路我也放弃了。我又不是警察局的侦探，况且在政治上个人是无足轻重的。他现在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次开枪事件，克利夫顿已心甘情愿从历史边缘一头栽下去，除了在我心头留下对那个场景的记忆之外，唯一重要的就是栽下去这一事实本身。

我直挺挺地坐着，仿佛在等待枪声再起；内心在挣扎，不让心头的重担把我压垮。我听见卖晒衣绳小贩的铃声……报纸上消息出来以后，我怎么对委员会说呢？这个委员会真见鬼！我怎么去解释纸娃娃呢？可是我何必说什么呢？我们怎样反击——这才是我应该发愁的呢。下面空地上铃声又响了。我瞅着纸娃娃。我想不出理由来为克利夫顿卖纸娃娃开脱，可是却完全有理由为他举行一次公开葬礼。我一有了这个想法就紧紧抓住不放，好像它能救我的命。虽然我不喜欢这个想法，正如当时我很不愿意面对人行道上克利夫顿蜷曲的尸体那样。可是我们处于很大的劣势地位，顾不得喜欢不喜欢了。我们得运用一切政治上有效的武器来反对他们；克利夫顿懂得这一点。总得把他葬了，而我又不知道他有没有亲戚；总得有人负责把他安葬。不错，纸娃娃是下流，他的行为是背叛，可是他毕竟只是贩卖，不是发明人，我们有必要使大家知道他的死亡的意义大于这次惨案，也大于引起这次惨案的那个玩具。这样既能为他报仇雪恨，又能防止类似事件……对，还能把脱会的会员重新吸引回来。这可能算是不择手段，不过是为了兄弟会的利益而不择手段，要知道我们有的只是心智和肉体，而对手却有庞大的权力。我们必须尽量利用我们的长处。因为他们的权势浩大，他们可以利用一只纸娃娃先是毁了他的人格，然后又以此为借口杀了他。好吧，我们就利用这次葬礼把他的人格重新树起来……他过去身无别物，仅有一身人格；他的要求恐怕也就是这一点。此刻那纸娃娃在我眼前变得模糊不清，湿漉漉的几滴泪水嗒嗒嗒地滴在那能吸水的纸上……

我弯下了腰，瞪着双眼，忽听得有人敲门，我刷地跳起来，把纸娃娃一把塞进口袋，同时连忙拭干眼泪。

“进来，”我说。

门慢慢地开了。一群青年会员前拥后挤地走了进来，每张脸都是一个问号，姑娘们哭了。

“是真的？”他们说。

“是说他死了？是真的，”我瞅着大家。“真的。”

“可是为什么……”

“这是挑衅和谋杀！”我的激情慢慢转成了愤怒。

他们站在那儿，一张张脸在发出问题。

“他死了，”一个姑娘不相信地说。“死了。”

“可是他们说他在卖纸娃娃，这是什么意思？”一个高个子青年说。

“我不知道，”我说。“我只知道他被枪杀了。他可没带武器。我理解你们的感情，我看到他倒下的。”

“带我回家吧，”一个姑娘尖叫道。“带我回家！”

我走上一步抓住她。这是一个棕色皮肤的小个子，穿了双短袜，挺可爱的。我把她搂在我身上。“不行，我们不能回家，”我说，“谁也不能去。我们得战斗。我很想朝外面一走，把这件事忘了，可是办不到啊。我们要的不是眼泪，而是愤怒。我们现在必须记住我们是战士，我们必须从这类惨案中看到我们斗争的意义。我们必须反击。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尽自己的力量把会员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