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例子来为《看不见的人》作说明，更是切中肯綮。他清楚记得，一九四五年艾里森将布鲁斯音乐界定为是“一种冲动，它使得残酷的经历带来的细节和场景，在痛苦的意识里留存，磨平了粗糙的表面之后超越了它，不是通过哲学，而是用既似悲剧又似喜剧的抒情方法”；默里对《看不见的人》大加赞扬，说它是“发扬光大布鲁斯的绝妙形式。”这真好像艾里森记录了在一个十二小时营业的酒吧吹奏的布鲁斯乐曲（歌唱者来自遥远的南部，坐在这北部的纽约地下水管的道口上，用歌声倾诉着他怎样来到这儿），并以此为管弦乐队谱写完整的乐章。

几年前，我在哥伦比亚特区大学讲授艾里森的时候，我想起了小亨利·路易斯·盖茨，他们的杂志为《看不见的人》出版而叫好，说它是一本活的“黑人文化百科全书”。后来，在一个阳光灼热的中午，有几位黑人男青年向我走来，他们穿着左特套装，像是《看不见的人》里游离于历史成规之外的人，跟我们交谈时说，他们是属于X代的青年。他们告诉我，他们比其父辈更像是“看不见的人”；读了《看不见的人》之后，觉得艾里森是他们这一辈的代言人。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我有几次从曼哈顿中城乘A火车到上城去拜访艾里森夫妇；有一次发现对面坐着一位典型的美国青年男孩，皮肤有些黑、但也不完全是黑人；他沉醉于《看不见的人》的行文，连窗外的车轮轰鸣也充耳不闻。

毫无疑问，《看不见的人》是“一部没有记录的史册”，用艾里森的话来说“在深层次有许多永久值得关注的东西，不像表面那样一目了然”。这小说对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吸引力，使我想起查理斯·约翰逊的观点，尽管该小说挑战了国家背后的‘原则’，我们“有责任去检讨文化的进步或是因无视警告所带来的失误”。然而，《看不见的人》毕竟是一部小说，作为小说它也不过是投射了作者的想象。由于对艺术神秘性的热爱和敬仰，艾里森深信，一部小说的生命力强弱的一个因素，在于幸运。“假如你足够幸运”，一九五五年他对《巴黎评论》的编辑们说，“假如你更深地融入生活之流，那么，您作品的生命就可能更长一些。”

艾里森关于艺术家融入“更深的生活洪流”的隐喻，向我们提供找到他作品为何如此深入人心的线索。诚然，艾里森一直认为，一部作品的意义在于艺术品本身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一旦进入社会，”一九四六年他写道，“这个艺术品就开始随着读者所给予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