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观念而起伏搏动，对此，艺术家本人也难以左右。”《看不见的人》是艾里森对自己原理的一次令人震惊的体现，因为通过无形性这个隐喻，为所谓的“美国主题”提供了另一个伪装。

艾里森在这部小说的第一段里告诉我们，无形性“源自我所接触到的人们眼光里流露出来的特殊情性——是一种存在于他们内心深处的眼神。”虽然是一种偶然情况，而经过艾里森惊人的反拨之后，促使那些无形或虚假有形的人们，去造就他们自己的个性和经验。比如，非裔美国人学会了，怎样把无形性应用于伪装驯服的场合，其用意在于摆脱身上的枷锁，转而再锁回到白人身上。无形性这个提法，经过艾里森的扩展，虽然鲜明地表达了对种族或种族主义的现象视而不见，其实已经远远超越了种族的维度。在想象力极度发挥之际，他忽然想到了一个可用于处于不同又相同境遇的非裔美国人的词“美国人”，就此而言，这个词可以用于二十世纪，甚至更为久远的个人。正同阿伯特·默里在《一切美国人》中写的一样，艾里森的小说讲了“一个典型故事，不仅写的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人，也写到二十世纪所有的人；写到黑人所处的显而易见的窘境，也象征了所有人的基本境遇。”在审视我们的人们眼里，我们当中有谁是真正可见的呢？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能真正看清自己，不用说知道自己是谁了，特别是作为美国人；因为，在艾里森看来，“我们社会的性质决定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那么，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所谓自力更生的个人，在艾里森的时代或是我们的时代真有可能存在吗？

具有现代讽刺意味的是，针对爱默生所追求的个人英雄主义，他却发现历史及意识跟“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个人这个任务”之间有着复杂联系。在《看不见的人》整个故事中，尽管叙事人对以往的概述若隐若现，艾里森还是把意识与具体的历史年表联系在一起。一些叙述的出处，虽然有时是具体清晰的，但也是模糊或不具体的，这当中上下文和情景的空缺有待读者自己去填补。小说开篇伊始，隐身人的祖父鼓励他的孙子（包括我们所有人）去解码历史，他说，“我一辈子都是个叛徒。自从重建时期开始，我缴了枪以来，我就是潜伏在敌国的密探。”而且，还远非如此。托马斯·杰斐逊、亚伯拉罕·林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波克·T.华盛顿；内战（南北战争）、黑奴解放、重建、第一次世界大战、黑人从南方农村成群地移居北方城市、经济大萧条；哈莱姆区种族骚乱，这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但应该加以理解，种种形象，会在看不见的人的历史雷达荧屏上闪烁。

但是还应注意，艾里森运用历史的另一预见性的方面。默里记得，艾里森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曾说过，“文学的真实性在于它的预言性”。“叙述不仅仅是一种复述，它也是一种预言”。《看不见的人》里，那些虚构的孩子们，在超现实的动荡中孵化成长，能够预知历史的未来走向。故事讲述者的经验和想象，预测到美国社会未来不断加剧的变化：一九五四年的布朗起诉教育委员会的裁定中，有关种族平等的决议案；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权运动；随之而来出现了颇具争议的所谓黑人权利；在六十年代发生的对个人与文化相一致的极力反对——这种反对有时会导致反一致性的思潮；所谓“妇女问题”也会演变成为影响深远、有时颇具争议的女权运动；一些人存有野心，企图通过似是而非的努力，创建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彩虹”同盟；甚至，在毒品的作用之下，有的出现意识极度混乱的幻觉；更有甚者，一些极端的、即兴的、后现代的自我思潮，以争取身份政治的面貌，在你死我活的政坛上粉墨登场。

《看不见的人》是一部怪诞、随意的离经叛道小说。在小说的篇章之中，舆论在美国人所钟爱的箴言“合众为一”与其对立的“由一而众”来回摇摆，最终像回旋飞镖一样使人接受更为复杂的、对一个统一国家的那种归属感。也许，正像大型爵士合唱团领唱杜克·艾林登那样，艾里森引领他的叙事者、他的人物，连同他的读者一起，走进一个迷宫般的流浪汉冒险故事。虽然植根于时间脉络，故事却摆脱历史细节的羁绊，用切合时宜的手法，来实现作品的永恒。在整部小说里，看不见的人被艾里森刻画为“一个煽动群众的人物艺术形象”。他的生活轨迹是从一名失败的演说家过度到渴望成功的作家，他始终想描绘形形色色的美国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令人捧腹大笑的混合体；包括自我驯服、净化、转变，一层层地沉降到过去。这期间，他提起一个黑人老妇告诉过他，所谓自由，“不过是告诉别人你的心里所想”；南方大论战后所产生的关于种族仪式和禁忌，远比真正的法律更有力；吉姆·丘博拉那种残暴的、心理矛盾的、但富有男子气、有关乱伦和感伤的故事；在黄金时日的那种放纵无序的混乱局面里，老兵释放出一种令人痛苦的、常被忽略的智慧；盲人教士荷马·巴比在美国革命纪念日的布道里所运用的历史加神话的妙术；布雷特索校长有关自身利益和种族和解的无情政策；“看不见的人”在北上的旅途中，亲眼目睹在拥挤不堪的地铁里，黑人男乘客跟白人女乘客肉体紧贴在一起的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