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拉小提琴，有《我爱北京天安门》《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还有《劳动最光荣》《小松树》什么的，偶尔他关好病房的门窗，还会拉一些国外的儿歌，都特别好听。为了让不便下楼运动的小患者们加强锻炼，朱爷爷还发明了“拉火车”“拖板凳”“小青蛙过马路”等很多好玩的游戏，病房里经常伴随着模仿火车汽笛的呜呜声，响起一片嫩藕般清脆的笑声，那里面就有一个笑逐颜开的小周芸。

　　“有时我觉得，其实朱爷爷不是医生，只是跟我们一起住院、一起生活、一起玩耍的‘大朋友’。”

　　不过，细心的周芸发现，朱爷爷的身体不是很好，每天中午只能吃一些水煮白菜，他有严重的肠胃病，尤其到了寒冷的日子，经常难受得直不起腰来。即便如此，那个胳膊上套红箍的男人还是命令他每天负责带病房里的孩子们去门诊楼做检查，然后再把他们带回病房。

　　“医院的门诊楼和住院楼过去是通着的，但那年月怕有人从门诊楼冲击住院楼，威胁住院患儿的安全，就把两个楼之间的通道用一堵砖墙封上了，这样一来，住院患儿需要用到大型医疗器械做检查时，就必须下楼，绕过住院楼南边的小桃园去门诊楼。那段路说起来并不算远，但有的孩子病得很重，走路都困难，再赶上刮风下雪，稍微着凉就会加重病情。朱爷爷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了一辆小拉车，在车后斗的两边安上两排小木板，再用钢条支起拱形的骨架子，外面包上透明的塑料布，让需要检查的孩子坐在里面，然后拉着到门诊楼做检查。一次又一次，那么大的风，那么大的雪，他犯着肠胃病，两只手紧紧地抓住两根车杆，把高大的身躯佝偻得像虾米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风雪里，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也从来没有摔过我们一次……”

　　对周芸而言，朱爷爷最大的恩情是通过仔细观察她的病情，怀疑她得的并不是风湿性心脏病，而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四十年前，医学界对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个病远没有现在认识得这样清楚，加上风湿性心脏病与系统性红斑狼疮在体征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当时采用的针对风湿性心脏病的治疗方法对红斑狼疮也有一定疗效，因此造成了长时间的误诊。多亏朱爷爷经验丰富，发现我只要发烧，双侧面颊就会出现典型的蝶状红斑，因此提示上级医生从这一角度重新诊断，最终确诊我患的确实是系统性红斑狼疮，通过足量的激素治疗，我的病情迅速有了好转。”

　　就在出院前不久的一个晚上，朱爷爷一边哄小病友们睡觉，一边跟一位专程前来拜望他的老朋友轻声细语地交谈起来。由于那位朋友穿着那时很少见的西服，所以给躺在附近病床上假寐的周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更令她永志不忘的，是两位老人在那盏绿色灯罩的老式台灯的照耀下，一番推心置腹的促膝长谈，时隔多年，她已经不可能清晰回忆起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但也许是四十年来时常品嚼那一番话中况味的缘故，她依然能记得其中的大部分言辞。

　　“听说你也挨过打？”穿西服的老人问。

　　“那倒没有，但‘飞机’是坐过几回的。”

　　“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老人？！”穿西服的老人气愤得咳了好几下，才低声说，“波士顿儿童医院的老朋友们让我问候你，他们说，欢迎你去那边工作。”

　　“不，我不能离开。我走了，这些孩子怎么办？”朱爷爷摇摇头说，“如果我要留在美国工作，四十年前我就留下了。”

　　“你留在这里又能做些什么呢？继续当你的住院医吗？”

　　“当住院医有什么不好的，我都多少年没有像现在这样和一群最需要我的小患者整天待在一起了。”

　　“可是你应该在更优秀的平台上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不是待在这个曾经把你关在传染病房楼的地窨子里、让你睡在紧挨阴凉潮湿地面的木板上、给一把笤帚让你打扫厕所、恢复自由后又继续通过各种方式把你踩在脚下的地方——你已经七十多岁了，我的老同学！”

　　病房里陷入沉寂。

　　周芸透过床栏，偷偷地望向他们：穿西服的老爷爷流露出无比痛楚的神情，反倒是朱爷爷，一双眼睛里，目光是那样的安详，仿佛刚刚听到的一切不过是从肩膀抖落的雪花。

　　过了很久很久，朱爷爷轻轻地搬动椅子，往穿西服的老人身边挪了挪，低声说道：“老刘，我们快四十年没见了吧，还记得当年我们决心选定儿科作为一生事业的原因吗？‘观一国之强弱，首推少儿，少儿弱则国弱，少儿强则国强’。出洋留学后，你对中国的局势日益绝望，最终留在了美国，而我还是选择了回国，医者不以国别为念，可我就是放不下祖国，放不下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站在‘欧罗巴’号客轮的甲板上，望着你在码头挥手向我告别的情景，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一九三三年，我离开美国，东渡大西洋，先后去了法国的巴斯德研究院、丹麦的血清学研究所和英国的伯明翰儿童医院，又在伦敦参加了第三届国际儿科会议，然后从马赛坐船回国。航行在太平洋上的那段日子，每天望着蔚蓝色的波涛，我的心中很不平静。我想，回国以后，我要把最先进的儿科医学技术和器械引进到国内，我要建立一所亚洲乃至世界顶级的儿童医院，我要攻克更多的医学难题，为国争光……

　　“船在上海